這些為文士特製的“禦書”頒行之後，朱元璋這位學問並不高深的帝王，儼然成為至高無上的文壇霸主，至此，我們似乎恍然大悟：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妄行指摘、無情殺戮的背後，是無法容忍文士們自由自在地舞文弄墨，唯我獨尊的朱元璋要為天下文人立下規矩。當然，在這些“禦書”中，朱元璋陳列的理由冠冕堂皇，聽起來似乎不無道理。如在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下詔革除“四六”文辭（即駢文），以柳宗元、韓愈文章為表箋格式。他在詔書中強調：“上古三代的辭章，質實無華，應該成為千萬世作文的法則。漢魏之時，文章還崇尚古質。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儷綺靡，古法蕩然無存……近代製誥章表之類仍蹈承舊習，朕平時即厭惡其雕琢粉飾，背離古代文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自今告諭臣下之辭，務必遵從簡樸古質，以革弊習。”文士一味追求文體的工整、詞藻的華麗，固然會造成綺靡柔弱之風，但一味崇尚古質，亦步亦趨，不敢逾樊籬一步，勢必也會造成文士的思想窒息、文辭呆板無味。柳宗元、韓愈等人的古文運動是“以複古為創新”，與朱元璋的理解有相當大的差距。況且，皇帝親自製定格式，以高壓手段強令文士“依葫蘆畫瓢”，其結果隻能是天下文章成為千篇一律的“台閣體”，對文壇的惡劣影響恐怕遠遠超過了駢儷之文。
朱元璋除了在自己看到的表章裏挑毛病之外，還將文字獄逐漸擴展到文士的日常言行與文字之中。劉辰的《國初事跡》記載了僉事陳養浩有“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的詩句。這種和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樣寫征人怨的普通詩句落在太祖眼中，卻變成了動搖軍心士氣的不軌之詞，他遂將陳養浩貶至湖北，還覺得不解氣，又下令將他丟入水中淹死。
同類事件又見於《蓬窗類記》、《消夏閑記摘抄》、《古穰雜錄》、《靜致居詩話》和《明史·高啟傳》等所記載的蘇州知府魏觀案。事情大致是這樣的：因蘇州知府魏觀將府衙建在以前張士誠王府的遺址之上，遭到太祖嫉恨，接下來太祖又得到密報，說魏觀在為新府衙上梁的時候所寫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龍蟠”四字，於是太祖下令將魏觀腰斬棄市。
殺了魏觀，太祖還覺不足，又將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項上。據《明史》記載，高啟，字季迪，號青丘，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其詩風雄健，才情高遠，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傑”。洪武元年（1368）應召入仕，參與編修《元史》，為魏觀寫“上梁文”的時候，已經致仕居於蘇州。按理說，他是與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不該被陷入文字獄中。然而，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何況太祖對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滿了。早在高啟為翰林院編修的時候，就因他所寫下的《題宮女圖詩》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句被太祖疑為諷刺而暗記在心。如今，舊欠未清，新賬複生，太祖也就顧不得是否擔上“害賢”之名，幹脆將其腰斬了事。高啟死後，其詩集也遭到毀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來刊行。高啟一案，被後世稱為“國初冤獄”。
再後來，文字獄的範圍又擴大到地方官對朝廷的事務性表章之上來。兗州知州盧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兗”字被誤刻為“袞”字，請求改正。結果，太祖把“袞”字認成了“滾”字，就恨上了盧熊，認為他是要自己“滾”。辱罵聖君，這怎麼能容忍？結果不久之後，太祖就借胡惟庸的“黨案”把盧熊給殺了。自己不認識字，卻把人家給殺了，這樣一個黑色幽默被記入《水東日記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覺臉麵無光呢？
布袋和尚在朱元璋看來，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子民，所有子民都是他的奴仆，絕對不能容忍臣下不恭不敬的行徑，就是對於無聲的意念也不放過。一次，他私遊時進到一座寺廟之中。不料一抬頭見牆壁上有一幅畫，畫的是一個和尚背著一個非常大的布袋，旁邊題有一首“布袋佛”詩：“大千世界話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
這詩畫貌似無奇，卻大有深意。朱元璋曾為四處行乞的遊方僧，天下人所共知，此詩以“布袋佛”為題，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暗喻之意。這位“布袋佛”的確過於貪婪了，竟要將大千世界收進自己小小的布袋之中，豈不知這樣一來就斷絕了天下人的活路。詩人委婉地勸“布袋佛”鬆一鬆布袋，讓天下士民透透氣，此詩喻意之辛辣，令人叫絕。無怪乎朱元璋覽畢，血貫瞳仁，暴跳如雷，盛怒之下竟命將此寺僧人全部處斬，上演了明初文字獄慘烈的一幕。
據統計，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因各種與文字有關的事件而被殺者達十幾萬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其牽連之廣、死者之多、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
方孝孺朱元璋屢興文字獄也被其繼承者所承襲，明成祖朱棣從建文帝手中奪得政權後，嚴禁建文帝時主要謀臣方孝孺的著作流行，下令“藏方孝孺詩文者，罪至死”；與此同時，朱棣還下令查禁建文帝當政時流行的戲曲，“敢有收藏，全家殺決”。此外，因出試題得禍，因進書得禍，在永樂年間，屢有出現。明初文網之密，處罰之嚴，都遠遠超過前代。
明初文字獄，事實上已危及到明王朝的統治基礎。許多視“學而優則仕”為升遷正途的儒生從此不願入朝為官，害怕禍及自身。比如有的士人奉召編書，總是盡力推諉，實在推不掉則一旦完稿就立即返回，甚至有人“多詐死，佯狂，求解職事”。即使做官的也懾於皇權淫威，苟且因循，無所作為。更為嚴重的是，大批文人學士從此不敢自由思想，陷入極端僵化呆滯狀態。學術界一時似乎患了“貧血症”，文人學士不敢隨意讀書，更不敢寫東西。正如清時學者焦循所說的那樣：“有明二百七十餘年之中，拾宋人之唾餘而以大全講義取士”。另一學者潛邱也說：“予嚐發憤太息，三百年來，學問文章，不能上追漢唐，下及宋元。”誠然，造成明代（主要是明初）學術思想不自由、水準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誰能說這與明初大興文字獄，禁錮士人思想沒有直接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