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看到了錦衣衛的這一弊端，但出於自私褊狹的心理，他並沒有仿效其父廢除錦衣衛，而是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另設東廠，以親信宦官提掌，形成與錦衣衛相抗衡的局麵。在事實上，錦衣衛衙門也是東廠監督的對象，主管太監日夜守候於皇帝身邊。相形之下，錦衣衛長官的地位就大為遜色了，東廠太監便成為明代“廠衛”係統的最高領導者。
宦官竊權專政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無法根治的痼疾之一，為害酷烈，屢見不鮮，而明代之所以又成為宦官肆虐最為嚴重的一個朝代，其關鍵的因素就在於宦官把持了“廠衛”機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廠衛”機構原本為專製帝王處心積慮維護其特殊地位而設置，實際上卻成為宦官執掌特權最有力的保障。憲宗時汪直的專權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日後武宗時期的劉瑾及熹宗時期的魏忠賢的肆虐也都是有力的證明。掌權的太監無一例外地利用“廠衛”爪牙對持反對意見的大臣進行殘酷打擊。
熹宗去世後，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朱由檢的即位宣告了魏忠賢末日的來臨，魏忠賢死於非命。朱由檢本人也頗有重振朝綱之意，但他剛愎自用，生性多疑，繼續重用宦官操縱“廠衛”，依舊維持著恐怖而黑暗的特務統治，使得早已千瘡百孔的大明王朝更加危機重重，無法擺脫覆亡之厄運。《明史》載：莊烈帝（即朱由檢）疑忌群臣，令王德化執掌東廠，號為“慘刻”，（吳）孟明雖掌管錦衣衛，但行事須觀望東廠之意，不敢絲毫違背。而鎮撫梁清宏、喬可用等朋比為奸，大凡縉紳府宅前，必遣數人往來偵察，因此群臣都晚起早闔，毋敢私語。那些高門富豪，更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錦衣衛校尉恣意敲詐，稍拂其意，誣陷立構，隻須片言隻語，便可株連至數十人。試想在天下大亂之時，朝廷大臣整日心驚膽戰，惶惶不可終日，如何能盡心盡力挽救社稷江山？就在大敵當前之時，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太監仍然將監視將帥視作第一要務，互相傾軋而又離心離德，又怎能避免不擊自潰，土崩瓦解？
總之，廠衛是明朝統治者施行特務政治的特別專政工具。它的出現，適應了統治者加強專製的政治需要，同時又是專製政治的必然產物，它從一個側麵暴露了明朝統治者的獨裁自私，暴虐殘酷。如果說它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對鞏固統一還多少起過一些作用的話，到後來則完全變成了鎮壓人民、黨同伐異、禍國殃民的工具。明代特務政治在許多情況下，成為掌權的一派對失勢的一派進行迫害摧殘的工具，因此在統治階級內部也極不得人心。所以從明代曆史的發展看，特務政治的客觀效果，不是加強了國家的安定，而是造成了統治集團的分裂，削弱了統治力量，使明政府在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危機麵前非但不能團結一致，反而彼此傾軋，互相拆台，終於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