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的特務機構中，廠與衛是密不可分的，故人們稱之為廠衛。“廠”即指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衛”即錦衣衛。從根本上說，“廠衛”的設立是基於專製帝王謀求一種徹底鉗製臣下的“超級”權力的心理需求，因為無權的近侍及由王朝法律製約的刑法機構——三法司都無法滿足他的這一需要。正是這種專製帝王強烈的、近乎變態的需求，導致了有明一代“廠衛”的興盛。每一位君主都無意將其完全撤廢，因為這些皇帝都從“廠衛”機構中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從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都沒能擺脫這一變態心理的束縛，因為即使是在專製皇權異常發達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也不可能為所欲為，全無顧忌。製約的因素相當之多，包括道德倫理觀念以及王朝法令，這種種製約往往通過大臣的勸諫表現出來，而這種勸諫式的反對常常使帝王處於極為難堪尷尬的境地。而“廠衛”的濫施淫威，正是帝王們得以自我解脫的極佳手段。我們可以發現，越是品性與行止有缺陷的皇帝，越是依賴與寵幸廠衛及太監，他們甚至用“廠衛”爪牙與外朝大臣抗衡。
明武宗（年號正德）即位後，太監與“廠衛”的橫暴更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樂，絲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大臣們總結他的特點是“嗜酒而荒其誌，好勇而輕其身”，武宗對朝臣的頻頻勸諫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掌東廠，穀大用掌西廠（此時西廠又設），開始了對正直朝臣的淩虐與迫害。唯一的目的就是壓製言論，以便武宗本人肆意玩樂。劉瑾與“廠衛”鷹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樂最為痛快之時。
明武宗死後，世宗繼位，他就是嘉靖皇帝。登基之初，世宗頗有振作求治之意，然而好景不長。世宗並非武宗的後代，而是孝宗之弟興獻王的兒子，因此他極想給自己的生父一個尊貴的追封，不料卻遭到大臣們的強烈反對，雙方爭執不下，史稱“大禮議”。最後，惱羞成怒的世宗命錦衣衛官校將一批官員或棒笞，或下獄，總算將反對者暫時壓製住。世宗還有一個特別的嗜好，即希冀長生，喜愛方術。為此他四處尋訪方士，待若上賓，又日夜在宮中設齋醮，供奉甚謹。這自然引起了許多大臣的反對，執迷不悟的世宗依然用“廠衛”及“詔獄”對勸諫的大臣進行打擊。如兵科給事中高金上疏言方士虛妄，世宗大怒，“立下詔獄拷掠”。太仆卿楊最上疏強諫，“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後禦史周相上疏建議世宗毋聽虛妄的“祥瑞”征兆，沒想到世宗大怒，下周相“詔獄拷掠之”。經過這樣的殘酷打擊，絕少有人敢犯顏強諫了。最後，還是著名的清官海瑞冒死上《治安疏》，但同樣被捕入獄。所幸的是，當時世宗因長期服用丹藥中毒，已是病入膏肓了。由此可見，明代“廠衛”的存在及發展是專製皇權高度發達的結果，幾乎每一位帝王都想最大限度地控製臣下，他們在做出違背綱常的荒誕不經之舉時，都需要像錦衣衛及東廠這樣的機構與爪牙存在，所以有明一代宦官的勢力屢有消長，但錦衣衛及東廠的地位卻一直相當穩固，其勢力在不斷膨脹，個中的症結即在於此。
錦衣衛與東廠即為維護專製帝王“超級”權力的最得力、最凶殘的工具，完全聽命於皇帝本人，而由眾多大臣組成的朝廷機構成為其監視、挾製的對象。專製帝王可以超越王朝法令的限製任意處置手下的大臣，這自然使極欲肆意妄為的君王心滿意足，愜意無比。對於一個深居皇宮內院的孤家寡人來講，擁有這樣的權力已經足以使偌大的帝國陷於綱紀紊亂的泥淖之中了，而其最大的危害卻表現在這種超級權力事實上的轉移上。任何一位君主都是不可能完全控製住像“廠衛”這樣的特殊機構的，他們在奢侈享樂及處理朝政之餘，雖然能通過錦衣衛官校每日所彙報的“小道消息”及市井瑣事來了解下情，但他們蟄居於“庭院深深深幾許”的皇宮之中，根本不可能將錦衣衛報告的事情進行驗證，隻能偏聽偏信一麵之詞，這就給錦衣衛長官瞞天過海、羅織構陷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況且，錦衣衛自設公堂，自備監獄，生殺予奪，而皇帝對錦衣衛拷訊而來的罪名根本無心勘驗，無數冤假錯案由此發生，錦衣衛長官及其爪牙作為禦用鷹犬，敢於施暴於任何一位朝廷命官，使王朝司法係統三法司形同虛設。錦衣衛成為超級監察與司法機構，其長官也就擁有了非同尋常的超級權力，這無論對正規官僚機構的運轉，還是對專製皇權的維護都構成相當嚴重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