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西外史》中馬大吉的醜行雖然令人不齒，但其對西方社會文化低級的誤讀，對西方兩性倫理的無知，卻可引出深刻的話題。
在人們的印象中，歐美海歸學子個個西服革履，洋腔洋調，一派“貞頭曼”(gentleman)風度。確實，其中不乏精通西方文化的人士，如胡適、丁文江、徐誌摩、林語堂之流，他們在西方社會如魚得水，與黃發碧眼的老外打交道遊刃有餘，種族、文化差異之類，對他們來說似乎已經不成問題。其實這隻是事情的表象。認真說起來，海歸精英西學教養再好，西化再徹底，畢竟也隻限於意識層麵，其潛意識層，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地盤。理由很簡單：他們都是在文化人格塑定之後負笈歐美的，這對於他們理解西方文化帶來很大的便利，但對於感性地體驗西方文化，卻造成了某種障礙，因為文化這種東西，並不是光靠理性就能領悟的，正如旅美作家小楂說的那樣：“歸根到底，文化是‘泡’出來的。在這個緩慢自然的過程中，你所有的毛孔都得浸到水裏。文化不僅有奶血之分，而且許多東西根本學不來。巧婦難為無米炊。”關於這一點，留英學子費孝通有深刻的見地：“文化的深處時常並不在典章製度之中，而是在人們灑掃應對的日常起居之間。一舉手，一投足，看似那樣自然，不加做作，可是事實上卻全沒有任意之處，可說是都受著一套從小潛移默化中得來的價值體係所控製。在什麼場合之下，應當怎樣舉止，文化替我們早就安排好。”費孝通進而認為：西方文化最不容易了解的是西方人的感情生活，比如我們可以很快地學會開汽車，卻不容易了解西方人對於時間、機械等的感情內容；我們可以很快學會擦口紅、接吻，但未必真的懂得西洋式的戀愛，這一關隻有等到真正地“全盤西化”後才能過。
費孝通所說的“感情生活”，屬於文化心理的最深層，靠半路出家的出國留學或者移民，是培養不起來的。中國人與西洋人無論怎樣相處，中國人對西方的事情無論怎樣“通”，在情感上總歸隔一層。季羨林回憶留德時代的一件事，頗能說明問題。在德國至波蘭的列車上，七個中國學子占據了一節車廂，一路談笑風生，熱鬧非凡，快到華沙時，上來了一位美麗的波蘭姑娘，中國學子一下子鴉雀無聲——“倘若在國內的話，七個男人同一個孤身的女孩子坐在一起，我們即使再道學，恐怕也會說一兩句帶著暗示的話，讓女孩子紅上一陣臉，我們好來欣賞嬌羞含怒然而卻又帶笑的態度。然而現在卻輪到我們紅臉了。女孩子坦然地坐在那裏，臉上掛著一絲微笑，把我們七個異邦的青年男子輪流看了一遍，似乎想要說話的樣子。但我們都仿佛變成在老師跟前背不出來書的小學生，低了頭，沒有一個敢說些什麼。終於還是女孩子先開了口。”中國學子的這種第一反應，透露了豐富的文化心理信息，說到底，還是那種宿命性的文化差異在起作用。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在近代“兩性解放”、“浪漫主義”原產地的歐美，中國留學生反而保守，情感生活上頗為“道學氣”。其中最典型的，要數留美學子胡適對女友韋蓮司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實在超越了人之常情。這也充分反映在當時的留學生寫作上，無論是陳衡哲筆下的瓦德與洛綺思的小資學者之愛(《洛綺思的問題》)，還是張聞天筆下的中國學子王鈞凱與美國激進少女瑪格萊的國際版革命加愛情(《旅途》)，抑或是老舍筆下二馬與房東母女的跨國戀愛，徐玉筆下的天馬行空式的跨國浪漫愛情，都鎖定在思維的層麵，隻有“靈”與“智”的味道，絕無半點“肉”與“情”的氣息。李劼人在《同情》裏描寫到：中國學子在異國的單身生活引起法國友人的極大驚奇，簡直不亞於發現新大陸，中國學子不得已，隻好以謊言相欺，內心卻對法國人“遠於眼者遠於心”的淺薄愛情產生反感，更加認同“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的中國式古典愛情，堅信可以用高尚的正當欲望來壓抑情欲，高潔的戀愛可以保存在肉情以外。 即使是那些暴露人性下限、展玩“人性惡”的作品，也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描寫，顯得力不從心，比如《留西外史》本是《留東外史》的模仿之作，結果卻完全失敗，根本沒有《留東外史》的邪乎勁兒和揮灑自如的筆墨，對法國風塵社會的描繪也是蜻蜓點水，沒有多少真實的氛圍。
在文化風土迥異、種族壁壘森嚴的異國他鄉，“愛”找不到宣泄的對象，中國學子的原始生命激情隻有轉向“升華”一途。何況中國文化中，本來就有“存天理，滅人欲”的強大機製和“發乎情，止乎禮”的傳統，正好可以在枯寂單調的異域生活中發揮作用，以保持坐懷不亂的心境，這便是留歐留美學子“道學氣”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