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階級鬥爭的調子越喊越高。“階級鬥爭無處不有處處有”的說法也傳到西安，在一次黨支部會上，石魯激憤地揪著自己的頭發爭辯道：“無處不有處處有？難道我這頭發絲裏也有階級鬥爭麼？”
多年來，他在藝術創作上堅持同庸俗社會學作鬥爭，在理論和實踐上既學習前人又堅持獨創。不論是人物還是山水，不論是花卉還是書法，他的每一件作品、每一個形象都是獨特的。他不在乎人家說他什麼“野、怪、亂、黑”，他不在乎人家說他什麼主觀性強，他毫不妥協地堅持藝術上的獨特風格。不但要求自己這樣做，他也鼓勵周圍的同誌這樣做，他的這種精神自然也給陝西美術界的同誌以可貴的影響，長安畫派也就由此而形成。
他後來的遭遇是不幸的，是悲慘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我們同住在一個“牛棚”裏，而在那個“牛棚”中，又要數他最不幸，最悲慘。他已經精神失常了，經常胡亂畫些莫名其妙的東西，人家在他的床鋪下搜出幾張這樣誰也看不懂的畫，要給他定個現行反革命，而且曾經計劃在燈光球場的“寬嚴大會”上，對他實行公捕法辦，甚至要對他判處死刑，把他槍斃。更可悲的是後來，有一段時間，他終於經醫生證明是真正患了精神失常，這才因而獲得了一小點兒自由，恰巧這時又提出要解放幹部和使用幹部，石魯居然身價百倍，當了省革委會文化組的美術顧問，居然乘坐三叉戟飛機被專程送到蘭州去看畫展，請他發表高論。然而，好景不長，批“黑畫”的妖霧卷來了，於是他又成了一個最突出的鬥爭目標，首當其衝的批判對象，他又跌落在萬丈深淵之中了。更有甚者，時過不久，他又被作為“敵我矛盾”強製發配到陝南山區去，隻是由於他病情嚴重，經他的親屬到處奔走才拖了下來，熬過了這一關。一個卓有貢獻的黨員藝術家，就是如此可悲地成為“四人幫”在陝西的追隨者手中玩的一張牌，成為他們進行政治投機的犧牲品，他就是這樣地被侮辱被折磨著，被磨得精疲力竭，被熬得奄奄一息了。然而，即便落到了如此悲慘的境地，他憤怒，他抗爭，但他卻從未喪失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從未喪失對生活的信心，他還有龐大的創作計劃，為此，他接受同誌和親屬的勸告，接受醫生的治療。他長時間躺在病床上，極力保持著心情的平靜，盡一切努力保持著情緒上的安寧。他盼望著自己能早一點兒離開病床，盼望著能恢複自己手指和手腕的靈活，以便能夠早日握筆揮墨，為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共產主義事業，添幾筆新的色彩。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他頭上的打擊畢竟太沉重，在他的軀體上所顯示出的後果畢竟太嚴酷了，雖然，在病中他還為救災義賣作畫，但他備受摧殘的軀體，終於還是沒有能夠戰勝病魔，當代的中國畫界，終於還是折斷了一支靈秀的鐵筆。
他安息了，如今，他靜靜地躺在殯儀館的靈床上，躺在前來同他告別的戰友、學生和親人之中，照我看來，以他那火樣的熱情，以他那倔強的性格，他是絕對應當申訴、呼號、抗議死神的不公的，然而意外地他卻是那般不尋常的安詳、寧靜；那般釋然和開朗。是的，這是不難明白的，他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麼？他一生，為自己的信仰戰鬥了，為自己的黨戰鬥了，為自己的人民戰鬥了。他無愧於共產黨員這個最尋常但卻比生命還要寶貴的稱號。
然而，我還是禁不住又想，如果再給他二十年，就算十年吧，那在他的征途上又會留下怎樣一番壯麗的景象呢？
安息吧！石魯！
198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