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們在校外發難，國故派則在校內響應。他們極力反對白話文，反對新思想，自詡為振刷頹綱的“有誌之士”，提倡“講學救時”。這時他們創辦的《國故》月刊，則專門是為了和《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相抗衡的。在1919年3月20日出版的《國故》創刊號上，黃侃專門寫了一篇《題辭》，攻擊新派“數典忘粗”，“亂國壞俗”，號召所謂“有誌之士”，起來“振頹綱以紹前載，鼓芳風以扇遊塵”，繼承和發揚“文武之道”、“六藝之傳”。隨後，他們正式打出了“講學救時”的旗號，要以昌明舊學來抵製和反對新文化運動。他們禁不住在講台上也要嘲諷新派人物，如黃侃常常點名漫罵，用語失態，說什麼：“錢玄同野狐禪，辱沒太炎門風。”攻擊新派教員追隨蔡元培是“曲學阿世”；甚至在他編著的《〈文心雕龍〉劄記》中，也不忘漫罵白話詩文為“驢鳴狗吠”。
林紓除作書寫文進行瘋狂攻擊外，還直接插手北大，造謠惑眾。北大法科政治係四年級學生張厚載，又名張謬子，中學時曾是林紓的門生。他除在北大讀書外，還在校外任銀行職員，又兼《神州日報》通信記者。此人是一個封建遺少，造謠行家。他曾因反對戲劇改良，受到《新青年》的批判；魯迅在《隨感錄·舊戲的威力》中，也無情地揭露了他頑固守舊、拉曆史倒車的行徑。在這場新舊兩派的鬥爭中，他頑固地站在舊派一邊，林紓的兩篇誹謗小說，都是經他寄給《新申報》的。在林紓指使下，1919年2月，張厚載就以“半穀通信”方式，兩次在上海《神州日報》編造謊言，散布所謂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複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幹渉；陳獨秀已在天津，態度消極，等等。3月4日，又在該報“學海要聞”發表通信，稱：“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近有辭職之說，記者往訪蔡校長，詢以此事，蔡校長對於陳學長辭職一說，並無否認之表示。……則記者前函報告信而有征矣。”竟直接造蔡元培的謠言。這個聳人聽聞的謠言，曾在輿論界教育界引起軒然大波。在林紓的帶動下，原來蜷伏在各個陰暗角落的守舊勢力，也紛紛出動。一個曾被蔡元培辭退的不學無術、頑固守舊的原北大教員，這時也化名刊行《辟謬》一書，惡毒詆毀蔡元培、陳獨秀等人。在林紓大舉筆伐的同時，反動政府也指使禦用議員在國會提出彈劾教育部的議案，企圖脅迫北大校長蔡元培去職。
這場所謂“林蔡之爭”，是新舊思潮的一場大激戰，其實質是保衛還是扼殺新文化運動的一場生死鬥爭。當時天津《益世報》在一篇題為《新舊之爭》的文章中，曾分析了北京大學遭受攻擊的原因：“請問現在中國雖高揭民國之旗幟，究竟民得意乎？抑官得意乎？如到處皆為官之勢力，單單有一大學欲保存民氣，比如在渾濁之河流中，欲保存一窪清水，其不被淤泥蕩激者萬不能也。北京大學居於官僚社會之中心，不被舊派攻擊，萬情理中必無之事。”
這場鬥爭在社會上引起一陣波瀾，北大校內一時人心浮動。劉半農後來在追述當時情景時說：“黃侃先生還隻空口鬧鬧而已，衛道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的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這反映了這場鬥爭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引起的波動。
但是，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沒有退縮。當林紓的謬說一出籠，立即遭到北大新派和進步輿論的猛烈回擊。李大釗首先在《新舊思潮之激戰》一文中，嚴正警告“那些頑舊鬼崇、抱著腐敗思想的人：你們應該本著你們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來同這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如果你們“總是隱在人家的背後，想抱著那位偉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勢力壓倒你們所反對的人，替你們出出氣，或者作篇鬼話妄想的小說快快口，造段謠言寬寬心，那真是極無聊的舉動。須知中國今日如果有真正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你們的偉丈夫，也斷不能摧殘這些青年的精神。”最後他以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例證，說明革命的新生力量必然勝利，“我很盼望我們中國真正的新思想家或舊思想家，對於這種事，都要有一種覺悟。”陳獨秀在他的《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一文中，揭露了林紓之流“依靠權勢”和“暗地造謠”的卑劣行徑，他說：“新青年所評論的，不過是文學、孔教、戲劇、守節、扶乩這幾個很平常的問題，並不算什麼新奇的議論。以後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將要湧到中國來的很多。我盼望大家隻可據理爭辯，不用那‘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才好。”魯迅也以他犀利的雜文，痛斥了林紓和張厚載這一對遺老遺少。《每周評論》特地加按語轉載了林紓的小說《荊生》，指出它是“想用強權壓倒公理的表示”，是反動派“武力壓製政策的”體現，並且連續發表文章加以痛斥。
林紓采用這種造謠漫罵的下作手段，不得人心。《每周評論》曾發表一篇《評林畏廬最近所撰〈荊生〉短篇小說》一文，作者是一位中學教師，他以讀者來信的口氣，對這篇小說作了逐段點評之後指出：“其結構之平直，文法之舛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這位老師給的評語是：“此篇小說，其文之惡劣，可謂極矣。批不勝批，改不勝改。設吾校諸生作文盡屬如此，則吾雖日食補腦汁一瓶，亦不足濟吾腦力，以供改文之用。然吾昔讀林先生所譯之茶花女遺事及他種小說，尚不如是。豈年衰才盡抑為他人膺作耶？惜我不識林先生，無從質之。”文筆辛辣，言之有據，出盡這位古文家的醜。
麵對嚴重的壓力，蔡元培沒有改變他支持和保護新文化運動的初衷，應該說，對於那些反動勢力，他的態度是鮮明的，立場是堅定的。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一文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
在五四前若千時，北京的空氣，已為北大師生的作品動蕩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覺得不安，對蔡先生大施壓力與恫嚇，至於偵探之跟隨，是極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當時的一個“謀客”家中談此事，還有一個謀客也在。當時蔡先生有此兩謀客，專商量如何對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個老謀客說了無窮的話，勸蔡先生解陳獨秀先生之聘，並要約製胡適之先生一下，其理由無非是要保存機關、保存北方讀書人一類似是而非之談。蔡先生一直不說一句話。直到他們說了幾個鍾頭以後，蔡先生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千。”類似的記述，在一些當事者的文著或日記裏還可以看到，這些都表現了他不為壓力所屈的可貴品格。但他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既要反擊反對者的責難、圍攻，又要設法保護這個改革始行、根基未固的學校，這就不能不講策略，不能不耗去他大量精力。陳獨秀在這事後曾說：“安福俱樂部當權時，即無日不思與北大作對，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於對付反對者三分之二，用之於整理校務者，僅三分之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