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大學期間，您參加或者創辦過詩歌社團或文學社團嗎？擔任什麼角色？您參與創辦過詩歌刊物、報紙嗎、編印或出版過詩集嗎？
答：1984年進入天水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中文係的時候，係裏已經有先於我們投身詩歌創作的學長成立的“嚶鳴”文學社。由於我和同班的張晨、廖五洲中學期間已經發表過文學作品，我們三人自然成了“嚶鳴”文學社的骨幹，並成為《嚶鳴》詩報的主編和編輯。上課之餘，我們不僅舉辦詩歌研討會、在學校或係裏聚會活動中朗誦詩歌，還自己刻蠟版編印詩報。在我們鼓動下，不僅其他專業熱愛詩歌創作的學友紛紛加入“嚶鳴”文學社，甚至連化學、數學等理科專業的同學也成立了自己的詩社或文學社。
5.在您印象中，您認為當年影響比較大、成就比較突出的大學生詩人有哪些？哪些詩人的詩歌給您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答：我介入大學生詩歌運動的時候，大學生詩歌已經成為當時中國詩壇最引人關注的詩歌現狀。繼《飛天》的《大學生詩苑》後，包括《詩刊》《星星詩刊》在內的許多文學刊物紛紛開辦大學生詩歌專欄，各大專院校文學社和詩社通過各種方式創辦自己的詩報詩刊，並以郵寄方式進行傳播與交流，眾多正式出版物的重視、大學生自辦詩刊詩報雨後春筍般的出現，為大學生詩歌發展提供了廣闊舞台，大量優秀大學生詩人紛紛湧現。在我印象中，葉延濱、陸鍵、韓東、潘洗塵、吉狄馬加、蘇曆銘、尚仲敏、程寶林、宋琳、王家新、於堅、沈天鴻、李磊、王寅、張小波、西川、王小妮、徐敬亞、郭力家、張子選、阿信、葉舟、伊甸、楊克、楊爭光、桑子、陽颺、石厲、沈奇、桂興華、馬永波、梅紹靜、孫曉剛、曹漢俊、薛為民、許德民、翟永明、簡寧、程光煒、島子、楊榴紅、任民凱、菲可、陳東東、林雪、楊川慶等，無疑都是當時大學生詩歌運動中極為優秀的詩人。在大學生詩歌寫作階段，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電影想不起名字》、宋琳的《中國門牌：1983》、張小波的《多夢時節》、邵璞的《周末我們去了女生宿舍》，以及高伐林、孫武軍、於躍、傅亮、封新城的詩歌都是讓我陶醉其中的精神聖餐。
6.回顧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您最大的收獲是什麼？最美好的回憶是什麼？
答：多少年來，我慶幸自己能夠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學生詩歌運動的參與者、親曆者、見證者。盡管我是被一場席卷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詩歌運動卷入其中的被動參與者，也從未料想到這樣的被動介入會讓我的一生與詩歌結緣，然而一旦擁有了這種經曆後，我感覺自己擁有了更為遼闊的人生，以至於從此以後我徹底告別了中學時期就熱戀的小說寫作，而將詩歌視為靈魂與生命最親密的夥伴，堅守至今。盡管近十年來我熱衷於長篇文化散文寫作，但在我本人和讀者看來，直到現在，讓我的作品顯得酣暢而深沉、激情而睿智的根本，仍然是詩歌——這一切，都源於短暫的大學生詩歌創作對我靈魂與精神的提升、啟示、再造！至於參與當年詩歌運動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則是大學時代開始的那種純粹、青春、激情、理想主義的寫作，不僅讓我體驗了詩歌的聖潔與偉大，也讓我收獲並體驗了友誼、友情、真誠、善良的快樂。時至如今，每每回顧這半生所經曆的喜憂參半的人生，我最慶幸的是三十年前大學時代有幸與詩歌相遇、相識、結緣，有充滿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色彩的大學生詩歌創作所賦予我的激情與希望，讓我能夠平靜地接受人生中的所有幸與不幸、苦難與幸福。
7.當年您擁有大量的詩歌讀者，時隔多年後，大家都很關心您的近況，能否請您談談？
答：幾年前一次文學圈內人的飯局上談到詩歌與文學對我們的賞賜，曾經因有朋友慨歎如果不搞文學，他有可能如何如何時我當即雷霆大發。這是因為無論於我還是更多和我一樣有過大學生詩歌運動經曆的同齡人來說，我們都是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和文學高潮最大的受益者。比如我本人，由於大學時期的詩歌創作，畢業分配時在城裏舉目無親的情況下，我報到的第一天就被通知留到當時的天水地區文教處——而更多的同學卻被分配到鄉下當教師；接下來，我的婚姻、工作變動，全仰仗於詩歌與文學的恩賜；在工作與生活中每每遭受挫折之際，領導和同事念及我是一位詩人，還能寫作，總是以寬恕、寬厚對待我；幾年前，我甚而因為寫作被破格晉升了高級職稱、得到了一官半職。新世紀之初，當我將自己的寫作視野由單純的詩歌轉而關注地域文化時，仍然是詩歌的引導讓我發現了別人不曾發現的精神世界。2004年，我曾經以兩個多月時間隻身一人完成了對橫貫中國大陸腹地、橫穿甘山川鄂豫五省、綿延一千六百多公裏的秦嶺山脈文化考察，隨後又對流域麵積涉及甘肅、寧夏、陝西三省的渭河流域進行了文化考察，先後完成了“大秦嶺”係列《走進大秦嶺——中華民族父親山探行》、《尋找大秦帝國》、《渭河傳》、《仰望太白山》等長篇散文的寫作。盡管這些走向山川大地、自然人文的作品被人概括為“文化散文”，但在我和不少評論者看來，無論我對曆史如何著迷、對文化如何沉浸，一旦行諸於文本，那種充滿詩性的表述，本質上還是詩歌。近年來，我在一種“為山川立傳”的觀念指導下，仍然沉醉於長篇文化散文的寫作。同時，由於參與八集紀錄片《大秦嶺》的創作和我極力倡導的“秦嶺是中華民族父親山”，並將秦嶺命名為“大秦嶺”概念的普及，我對人文紀錄片的創作興趣亦愈來愈濃。目前，我仍然在我工作了二十九年之久的媒體工作，一邊編報紙，一邊寫作，隻要有時間，便獨自駕車到秦嶺、漢江、渭河沿線南北的窮鄉僻壤、高山叢林行走漫遊，迷醉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情境中，體驗那種“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人生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