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與外交的關係複雜而微妙。通常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因此，外交政策決定於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在外交政策中，意識形態相對於國家利益而言是次要的。但是在現實中，外交政策的製定者往往是通過意識形態來判定國家利益，哪些事情符合國家利益，哪些不符合國家利益，不同的意識形態對這個問題會有不同的解答，從而也會發展出不同的政策。歸根結底，意識形態製約著外交行為主體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製約著他們如何理解本國與他國的關係，因而也製約著他們如何去麵對和處理外交事務中的種種問題。“意識形態很重要，因為它們構成一個框架，政策製定者在這個框架內處理特定的問題，公眾也在這個框架裏去理解這些問題。”（注：〔美〕邁克爾·H。亨特：《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禇律元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因此作為一國內政的延續，各國外交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可能不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外交政策的諸多因素之一，在外交政策的製定過程中起著一種微妙而特殊的作用。從意識形態的作用與外交政策的機製著眼，這種關係至少存在著以下兩個層麵：第一，意識形態對於外交政策的指導性功能。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認識體係、信仰體係和價值體係提供了個人認知外部世界的機製。意識形態好比一麵透鏡，個人通過這麵透鏡來觀察外部世界，外部世界的信息通過透鏡的過濾和折射進入個人的意義框架得以被個人所認知。換言之，人們通過意識形態提供的模版和意義框架來感知、認識、理解和判斷外部世界，外部世界隻有在意識形態框架內才有意義。具體到外交政策領域，意識形態決定了政治精英們看待國際事務的方式，界定了什麼是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而正是在這些判斷的基礎上形成了製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據。當然，受意識形態左右的除了決策者外，也包括普通民眾。公眾的看法有時候與決策者並不完全一致，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往往樂於利用意識形態的社會整合功能來贏得公眾對其外交政策的支持。第二，意識形態對外交政策的合法化功能，即意識形態為外交提供合理性解釋和正當性支撐。它包括以下兩層含義：其一，意識形態自覺的合法化功能，即意識形態本身主動地對外交政策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這不是說意識形態可以不通過任何中介就能自動對外交政策發生這種作用，而是指外交政策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在邏輯上的自然延伸和具體展開，意識形態是人們選擇不同行動路線的判斷標準，一個國家為什麼要采取這種而不是那種外交政策，其相應的意識形態能夠根據國家的地位和禮儀之所係，作出一種合乎情理的最佳詮釋。其二，意識形態被動的合法化功能，即意識形態被有意識地用來為外交政策辯護。一個國家不願讓別的國家知道自己的真實政策意圖，就利用意識形態進行偽裝，借以迷惑對手和表明自己的立場符合爭議。由於意識形態能夠在道德和法律上包裝對外政策，外交政策製定者就自然傾向於借助意識形態使對外政策顯得合理和正當，但這並不等於說意識形態純粹是為外交政策做宣傳的附加部分。事實上，意識形態是外交政策製定過程中重要的內在因素（注：王立信：“伍德羅·威爾遜政府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再研究”，《求是學刊》，2004年底6期。）。
美國是世界上外交政策受到意識形態強大影響的國家之一。冷戰開始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核武器為中心，形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相互對峙的冷戰格局。正如國際政治學家約翰·伯頓所言，“在世界主要分水嶺的兩邊，都表現出某種傳教士的狂熱。兩種意識形態都為雙方宣傳的使命提供了理論基礎，並且相互攻擊信奉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方的意圖。”（注：〔澳〕約翰·伯頓著：《全球衝突——國際危機的國內根源》（馬學印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年， 第87頁。）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中，美國憑借著在二戰當中形成的絕對威信，對一些歐洲和亞洲國家進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控製；而在東方陣營中，蘇聯則采取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將蘇聯的意誌強加於其他國家和民族。
自從杜魯門主義發表以來，美國官方和私下裏都認為這場冷戰是善與惡之間的較量，是為了維護一種生活方式而進行的鬥爭，美國官方保密文件中充滿了這樣的字眼。這種鬥爭包括許多方麵：知識的、思想的、精神的、藝術的、文化的，形象的以及情感的等各方麵的鬥爭。
1952年9月，艾森豪威爾還未上任前，心理戰略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小組來製定一項“國家心理戰略計劃”，以期削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並且提升“美國和西方的精神和哲學”的吸引力。1953年行動協調委員會（OCB）取代了心理戰略委員會以後，其最初的幾項工作就包括批準心理戰略委員會的“意識形態戰計劃”，並且任命了一個“意識形態工作小組”來指導該計劃的執行。該計劃的指導原則是“冷戰在很大程度上是兩種異源的意識形態的競爭，是極權的共產主義者和美國以及自由世界的競爭”。因此，該計劃的目的是“使美國的表現和自由世界的立場在這場衝突中更加有效”，或者如另外一份文件所表述的那樣，找到“一種可以更加具有進攻性的意識形態武器”（注：Lily to PSB， 31 March 1953； Draft National Psychological Strategy Plan for the Use of Doctrinal Warfare， 31 March 1953， DDRS。）。換句話說，該計劃的目的就是要戰勝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宣揚與之相反的自由的意識形態。這表明美國的政策製定者對於意識形態的重視程度和對蘇聯的意識形態的擔心，同時也表明美國並不像一些曆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而且行動協調委員會的意識形態計劃正好印證了黛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 ）的結論：“美國對自己的安全需求采取了一種廣義的概念，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整個世界。”（注：Debora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49.）由於此項計劃比較敏感，許多相關文件至今仍未解密。但是在這個計劃之下，美國新聞署、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政府部門以自由的名義采取了一係列秘密措施，主要涉及思想領域的戰爭，目標人群是歐洲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試圖在這些人當中用自由思想來取代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這個計劃下，美國出版和發表了大量批評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讚同美國及其民主盟國的原則、價值觀和行動的書籍和文章。書籍、出版物以及各種各樣的教育交流項目都是意識形態計劃的主要手段，並且利用知識分子、出版商以及宗教領袖們來支持這場意識形態的戰爭。行動協調委員會利用書籍為自己的目的服務，鼓勵作家們寫作宣揚美國的意識形態及生活方式的書籍，或者批評共產主義的書籍，鼓勵出版商向海外低價出售這些書籍，並且向國外圖書館捐贈大量此類書籍。中情局也積極參與其中，資助出版了許多反共書籍。因為正如一位中情局人員所說，“書籍與其他的宣傳手段不同，主要在於一本書就可以有效地改變一個讀者的態度和行為，這是其他手段所不可比擬的，因此書籍是戰略宣傳最重要的武器。”（注：轉引自〔英〕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著：《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曹大鵬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在準備這項計劃的時候，美國的心理戰略家們將意識形態戰和普通的宣傳區分開來，盡管二者都被認為是“心理行動”的組成部分，但是意識形態戰與普通宣傳相比側重的是不同的群體，采用的是不同的交流原則。普通的宣傳目的是要影響普通民眾和群體即時的行為，而這些人態度的改變反過來可以影響領導人和決策者。而意識形態戰並不直接影響普通民眾的行為或流行的信念，其主要目標人群是知識分子、中產階級中受過教育的人、以及領導階層，其主要針對的是“有影響力的少數人的思維過程”。心理戰略委員會認為“有影響力的少數人態度的改變並不像是對於個人的影響，但是對於領導人物和決策者的態度和思維過程卻有強大的影響”。因此，這些目標人群主要包括學生、教師、科學家、大學教授、作家、記者和其他能夠影響大眾觀點的人（注：Statement on Doctrinal Warfare Targets， 6 February 1953， DD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