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出品的《越王勾踐》更是著重渲染了西施在家國情仇之間的愛恨兩難，在吳國滅國之後，她帶著對夫差的感情，自殺在範蠡麵前，被範蠡帶上小船，消逝在江湖之中，強化了西施對自己命運和情感的追尋和把握。
……
從以上劇情的羅列我們可以看出，在電視劇對西施故事的改編中，雖然根據曆史，故事以越國的勝利而告終，然而卻並不是“美人計”的勝利，從情感上來說，夫差還是勝利者，他贏得了西施的愛情。
西施故事自從被創作開始，便是按照當時的倫理觀念被書寫的。因為書寫者為男性主體，又加以主線是突出勾踐的複國和範蠡的忠義，所以對女性的情感和心理隻能模糊化、簡單化。在電視劇改編中，將西施故事複雜化、娛樂化是當代文化的直接反映，西施在電視劇中的言行以及後來愛上夫差的結局是現代人根據自己的人生體驗，對西施情感的一種假想式設定。
二、貂蟬故事的電視劇改編
貂蟬原是曆史上並不存在的人物，也許是為了給“一時人物盡英豪”的三國時代增加一絲嫵媚的色彩，貂蟬與呂布的故事流傳開來，成為繼西施之後“美人計”的另一個經典案例。而貂蟬，也與西施一樣，被傳誦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王允進獻貂蟬實行“連環計”的故事，最初見於成書於宋元時代的《三國誌平話》以及元雜劇《錦雲堂暗定連環計》等藝術形式中。與西施“美人計”不同的是：西施作為亡國之君的“貢品”被獻到吳宮，雖然目的是為了助長吳王的好色淫亂，以亂朝政，然而憑借的隻是西施的美貌；貂蟬則不然，貂蟬要斡旋於兩個男人之間，美貌之外，更重要的還有聰明機智和隨機應變的能力。
《錦雲堂暗定連環計》中，貂蟬原本是呂布的結發妻子，因為戰亂離散，被王允收為義女。王允允諾貂蟬：“你若肯依著你父親一樁事啊，我便著你夫妻們團圓也。”貂蟬馬上表示同意：“父親，我隨你要孩兒怎的。……欲教清史留遺跡，敢惜紅顏別事人。”此劇中，王允是利用貂蟬與呂布的夫妻關係，造成董卓對於呂布的“奪妻之恨”，最終呂布殺了董卓，貂蟬夫妻團圓。劇中貂蟬的行為主要出於希望在王允的幫助下與呂布團圓的目的。然而，作為呂布的妻子，貂蟬並沒有先考慮以夫妻情感或家國大義勸說呂布，直接就接受王允的計策，身事董卓，又欺騙呂布說是被董卓搶占，雖然最終團圓，於夫妻情感上終有些薄情之處。
明初王濟所作傳奇《連環記》與羅貫中小說《三國演義》中《王司徒巧施連環計，董太師大鬧鳳儀亭》的情節設置相似：貂蟬為王允的養女，當見到王允為朝中奸臣當道而歎息之時，她憂心忡忡：“這幾日老爺眉頭不展，麵帶憂容，想為朝廷有難決之事，奈何府中無個得力之人。隻我是個女子，若有用我之處，縱不能如西子報君恩而酬苦誌，亦當效緹縈救父罪而去肉刑。”她還有強烈的忠義之心：“論來男女雖有別，盡忠義一般休辨。”所以在王允跟她商討連環計之時，她慨然應允，並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能言機變使得呂布、董卓為之迷惑，最終二人反目成仇，呂布殺死董卓。從《錦雲堂暗定連環計》到《三國演義》、《連環記》，劇作者對貂蟬的才華、智勇更加肯定，但是並沒有考慮貂蟬個人的情感。
而關於貂蟬的下落，《連環記》結尾，貂蟬以王允女兒的身份嫁給呂布為妻；《三國演義》中貂蟬歸於呂布為妾，在呂布被曹操所殺之後，貂蟬隨呂布家眷被曹操送到許都。元雜劇中有《關公月下斬貂蟬》（亦有作“關公月下釋貂蟬”一說）劇目，更有貂蟬自殺、貂蟬為張飛所殺等等傳說。貂蟬以被創作出來的美女身份，其最終的結局不斷地被人創作改寫，這也無可厚非。
在電視劇改編中，1994年王扶林導演的《三國演義》基本以《三國演義》小說為底本，隻是在董卓伏誅之後，用幾個回憶鏡頭和“貂蟬已隨著那清風去，化作了一片白雲”的歌詞含混了貂蟬的結局，並沒有按照原著安排貂蟬與呂布的姻緣。
而在高希希導演的《三國》中，陳好扮演的貂蟬是深愛呂布的，在最初聽到義父王允的計策之後，電視劇用近景表現貂蟬的驚愕、痛苦，並質問王允：“義父此計與禽獸何異？”王允絕食九日之後貂蟬才答應“為國獻身”。在呂布戰敗被殺之後，荀彧對曹操說：“呂布死了之後，貂蟬是不吃不喝，也不梳妝打扮，整天呆坐著，侍者問她，她隻有一個請求，要為呂布收屍。”（第19集）而貂蟬正告曹操：“我夫君真誠，將軍老辣；我夫君善良，將軍奸險；我夫君多情，將軍無義。所以即便你殺了他，在我心裏，你永遠不如他。”（第19集）她在跳完一曲紀念呂布的舞蹈之後，在曹操麵前用七星刀自殺。新《三國》呈現給大家的貂蟬是一個癡情且烈性的女子形象。
將貂蟬作為主角闡釋故事的電視劇有：
1987年利智飾演的《貂蟬》：貂蟬在進入“連環計”角色之前有一個戀人樂奔，她既不愛呂布也不愛董卓。
1988年潘迎紫飾演的《貂蟬》：貂蟬在呂布與董卓的感情之間徘徊，先是深愛呂布，在對呂布情感絕望之後又對董卓產生依賴之情。此劇將貂蟬塑造為天真爛漫而又有些任性的少女，顛覆了三國故事中王允與董卓的忠奸對立，將董卓塑造成對呂布有愛才之心，對貂蟬愛稱“丫頭”並處處嗬護的愚魯的武人形象；呂布是一個糾結在發妻與貂蟬、愛情與親情之間的矛盾人物；王允則是一個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他不但親手殺死了貂蟬的養母，還在最後時刻關押了貂蟬，所以在結局中貂蟬看到董卓被呂布所殺流下了淚水，也就順理成章，比較自然。電視劇雖以貂蟬為主角，卻並非以“美人計”為主線，隻是通過對貂蟬故事人物的再塑造，說明人性的複雜、人心的難測。
2006年陳家林導演、張敏飾演貂蟬的16集電視連續劇《貂蟬》：貂蟬為司徒王允和家中歌女所生，自幼流落民間，有一個青梅竹馬的戀人辛延年。在連環計成功之後，貂蟬帶著對辛延年的愛意欲自殺，呂布飛馬趕來，救下貂蟬。最終貂蟬陪著呂布流落中原，呂布為曹操所殺之後，貂蟬自殺。此劇劇情倉促，貂蟬情感歸宿含混不清。而劇中濃重的“紅顏禍水”觀念也頗值得商榷：李儒害辛延年是為了得到貂蟬；呂布殺董卓是為了貂蟬；董卓為了貂蟬與呂布反目最終被殺；而袁術一見貂蟬則魂不守舍，當場向呂布提出願意用一座城池換貂蟬，呂布拒絕後，袁術竟調集十萬軍士追擊呂布欲搶貂蟬，身邊將士進諫時，袁術竟揮劍殺死將士，並失態地叫嚷“我要貂蟬！”……這一切似在表現貂蟬的“美”，然而劇情反複滲透的，依舊是“美麗的女人會為男人帶來災難”的觀念。
貂蟬作為一個從不存在的人物，被反複書寫，直到被搬上當今舞台、熒屏、銀幕，她的形象越來越複雜，所承載的內涵也越來越多。以上三部以“貂蟬”命名的電視劇，相比起“三國”故事的最初傳說來，“戲說”的成分大大增加。總的趨勢是對貂蟬的情感更加關注，試圖還原她作為女性自身的情感體驗，這樣的設置在某一層麵上衝淡了貂蟬的智勇和膽識：當人們的關注點凝聚在貂蟬在初戀男友和呂布、董卓對她的寵愛追求之間難以取舍之時，往往忘記“連環計”中的貂蟬的處境是險象環生的，稍有差池就會引來殺身之禍。
三、“新增”美人計故事
在古典題材電視劇的改編過程中，編劇為了使情節曲折，增加了一些“美人計”故事，如高希希版的新《三國》中被曹丕送給司馬懿的靜姝、《越王勾踐》中伍子胥作為“吳國的西施”送給越王的月岫、《大漢天子》中被竇太後送給劉徹的衛子夫（衛子夫曆史上確有其人，電視劇《大漢天子》將她改編為竇太後所賜，並親口囑咐衛子夫做自己的“耳目”，把劉徹的一言一行向她彙報）……她們都是肩負著特殊任務的美人。這些“美人計”大多會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美人”在長久的相處過程中對身邊的人動了情；而一旦動心，便會破綻百出，讓人看穿，或被將計就計，司馬懿親口說：“多虧靜姝在我身旁，世祖皇帝和曹氏親貴們才自以為掌握了我的一舉一動，才會對我放心，要不然，我司馬懿早死了。”（第95集）月岫本來是對吳國相國伍子胥懷有深情，卻被伍子胥送給越王，在越五年，並生下小王子。而她從進宮的第一天起，行為和目的就被越王看透，越王故意向她透露假消息，使伍子胥失去了吳王的信任，月岫則在情感的糾結中自殺身亡。《大漢天子》中張湯給劉徹出主意：“將計就計。裝作不知道，不動聲色，甚至假以辭色，好言相慰，九哥隻要心裏明白，太皇太後就會變成聾子、瞎子。”（第23集）衛子夫也因為自身的善良和對劉徹的愛最終坦白真相。
綜上所述，傳統文化中的“美人計”故事或曆史上查無此人，或雖有真實人物然而“美人計”卻是經過後人的臆造改編的。雖然說的是“美人計”，讚揚的卻是施行“美人計”的人（如貂蟬故事讚揚的是王允一心為國鋤奸，西施故事讚揚的是勾踐臥薪嚐膽、範蠡公而忘私），對故事中的“美人”，稍有讚譽也隻是突出她為了家國大義犧牲自己，對她的情感、心理是忽視的，這一方麵是男權話語對女性的忽視，另一方麵也不排除傳統的敘事方式使然。在中國傳統的敘事法中，往往是隻側重主線而忽略細節，公允地說，在《浣紗記》中，被忽視個人情感的，不僅僅是西施，還有範蠡、夫差等等男性。
而當代電視劇的改編則強調西施、貂蟬等美人計“主角”的愛情、情感，以及心理變化，不論傳統題材中的西施、貂蟬，還是電視劇中新增添的“美人計”人物，作為“計策”的實施者幾乎都是失敗了的，原因大多因為作為一個女人，對陪伴、嗬護自己的男人產生了感情，正如《越王勾踐》中越王說西施的那樣：“女人，再有見識也是女人！在她們眼裏，什麼原則、理想，甚至人格，都還沒有一個男人來得重要。”（第34集）這自然是女性意識逐步深入人心的表現，人們更加關注女性作為個體的生活體驗和個人情感。然而，對“美人計”故事中正義與犧牲精神進行消解，試圖創造一種更人性或者更適合當代人情感體驗的闡釋，那麼“美人計”中的“美人”所負載的正義與犧牲的道德意義就被世俗的人性所淡化了，電視劇的改編者傳遞給我們的一個信息就是，女人會因為愛情放棄初衷，哪怕這初衷涉及家國大義。我們無從真正知道處於當時情境下的女性是否有條件或有資格產生自主的愛情，也無法確切地肯定，在當時封建道德內化的時代，以家國名義去敵國或敵對一方肩負“特殊”使命的女性是否真的能夠因為男人的寵愛而放棄責任。所有這一切的改編、增添，都是今人對古人的一種想象，或者說是對古人的娛樂性解讀。
結語
劉詠聰在《中國古代的“女禍”史觀》一文中提出：
“女禍”史觀之所以能在中國古代社會不斷發展，因為它有兩塊重要的“土壤”。第一，就是一夫多妻製；第二，就是專製政體。
在一夫多妻製下，自然會出現丈夫好色，妻妾爭寵以致家無寧日等現象，詒人以“尤物害人”、“紅顏禍水”的感覺，於是發為“毋耽美色”的主張。在專製政體下，帝位之傳承必以血統，則幼主以稚年嗣位的可能性甚大，所以在一片“勿使婦人與國事”的呼聲中，依然要上演“垂簾聽政”的故事。於是，士大夫隻好以種種言論，限製約束這些司晨的“牝雞”的活動了。“女禍”史觀就是這樣發展起來了。
“女禍”史觀經過千百年的發展，在中國人的文化思維中已經根深蒂固。在當代兩性平等觀念的衝擊下，人們開始對“紅顏禍水”的論斷進行反思，並試圖通過大眾文化的影響為“紅顏禍水”論翻案。
對於古代女性形象進行電視劇的改編塑造，顯然放置了創作者和接受者對現代女性愛情、生活以及社會生存境況等諸多方麵的質疑和想象。為曾經顯赫一時的權力女性身上籠罩一層柔軟的母性、妻性光輝；為一直作為“紅顏禍水”出現的“後宮妖姬”打造善良、多情的形象，或者凸顯“間諜”美人在“舊情”與“新情”之間進退維穀的情感矛盾，無一不帶有現代生活的折射與闡釋。正如每一個觀眾心中都有一個哈姆雷特，每一個時代的受眾都會對曆史人物做出不同的評價和想象。對於電視劇對女性形象的改編和塑造，我們再陷入是否忠於原著、忠於曆史的真實性的爭執中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探究這些作品對曆史女性的呈現目的，以及對應的受眾影響。
我們可以按創作意圖和表現形式將古代女性題材電視劇大致分為三類：一是追求曆史的真實，試圖通過電視劇的表現手段再現曆史；二是追求藝術的真實，以人文關懷為目的，試圖揭示人性中最真實的“她”的心態和立場；三是借助曆史的由頭，對於故事的好奇大於對人性的關懷，為了獲得收視率，以古代“名女人”為材料進行杜撰，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窺視欲和娛樂化。不容樂觀的是，第三類創作理念正在逐漸泛濫。
過度娛樂的詮釋，顛覆了傳統文化中的“女禍”史觀，卻矯枉過正的誇大強調了“女惑”（女性的誘惑）。《楊貴妃秘史》開篇，以楊玉環自白的形式告訴觀眾：“不管人家怎樣傳說，我就是我，隻是一個女孩兒，不管曆史怎麼評說，我就是我，隻是一個女人。”這番看似女性意識強烈的自白恰恰是一種對自身性別的否定，似乎隻需強調“我隻是一個女孩兒，我隻是一個女人”，便可以避開是非功過的評說，一切行為都可以算作理所當然，這當然不是為女性張目，而是對女性意識和女性自強精神的否定。在“人性解放”的口號下，將古代女性帶入消費市場，以盈利為目的，滿足現代人的聲色想象，到頭來依然是將女性放置在被窺視被娛樂的“他者”位置，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文化狀態上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