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中有意放大了官場的貪汙、腐敗、小官員被大官員犧牲、陰森的政治鬥爭，有一定的社會現實意義，其中對海瑞的刻畫不同於“曆史上那個處處碰壁的道德楷模”也是出於反腐、宣傳廉政的考慮，無可指責，另外對於嘉靖皇帝，並沒有流露出明顯的階級判斷，冠以傳統的“昏君”之名，而是給觀眾留下思考的餘地。
曆史自然是可以重構的，但重構的曆史仍然要表達我們民族的集體意識，堅持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要有深厚的文化素養、積極的價值觀和時代責任感，隻要是做到了曆史性與藝術性的融合、曆史性與當代性的統一，就是成功的改編。在這個意義上說，《大明王朝》的海瑞形象塑造，也是成功的。
但文藝角度上的成功未必意味著收視率的成功。與《雍正王朝》相比，《大明王朝1566》的收視率遠遠不如，並且再未重播。劉和平認為這個原因是播出體製和時機的問題，這是有道理的，但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新的原因。首先就是反腐問題的社會敏感度降低以及反腐題材劇本身的新鮮度減弱；其次就是成名之後的劉和平在編劇的時候會不自覺地釋放出文學家的品位和氣質，這與大眾文化又拉開了一定的距離。在娛樂化的時代，希求“引領”大眾的作品很難成功，編劇的號召力也不可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同樣做法和命運的，還有張居正形象的塑造：
雖然，電視劇中也有一些情節試圖塑造張居正的立體化人格，如張居正與馮保勾結排斥高拱、張居正與李太後的曖昧、張居正與玉娘的關係、張居正回鄉所乘之三十二抬大轎豪華無比等，但這些情節處理得非常含蓄、非常低調，置於長達43集的電視連續劇中，幾乎不構成對張居正高大全正麵形象的解構，因而，張居正在電視劇中“被”塑造成了清官。
相比而言，曆史劇中對劉羅鍋、紀曉嵐等人的塑造對大眾審美心理的迎合度要更高。對於劉羅鍋，伍拉納之子伍子舒也有“真小人之尤也”的評價，說他心地不純，是假道學。可見這位劉羅鍋並非如電視劇中那樣剛直，也是“被建構”的清官。但由於劉羅鍋形象特別，又增加了很多機智風趣的“戲說”成分，所以一時間頗得觀眾歡迎。
《鐵齒銅牙紀曉嵐》已經播出了四部，早已遠離了真實的史料。紀曉嵐的形象，是扶助弱小、智鬥貪官、關心百姓、堅持正義的，很得民心，正如其片尾曲唱道：“走的是人間的道，扛的是頂風的旗，鐵齒銅牙兩片嘴，百姓心中有了你。”紀曉嵐與和珅的清、貪鬥法，上麵又有個乾隆從中調停，這更多地是出自虛構。清官與貪官，僅一念之差，命運軌跡卻截然不同：清官功在當時，名垂千古；貪官一時顯赫，遺臭萬年。但這並不意味著貪官就是愚蠢的，其實貪官往往是高智商，一個人做好事難，做壞事其實更難。曆史上的清官，倒真的是蠢材居多。電視劇裏的紀曉嵐雖機智上略遜和珅，但文采卻反勝一籌，而且在關心百姓的用心上更是得人愛戴，故而形成勢均力敵的局麵。
清官題材電視劇的反思和發展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劉麗文教授認為：
最重要的一點是眼下多數清官戲在曆史和哲學的深度上欠缺。雖然由於清官的“舍得一身剮，敢把權貴拉下馬”的精神使正義得到了伸張，觀眾看完之後十分痛快，獲得了情感上的滿足，但卻沒能、或很少能產生一種對曆史的理性反思：為什麼貪官汙吏恣意橫行，法律卻對之無可奈何，百姓也對之無可奈何，非得等出個清官、而且往往是必須得到皇帝支持的清官才能解決問題？……由於這些問題沒處理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被人認為是肯定皇權思想、奴才意識、等級觀念之類的副作用。
這些觀點都是清官題材電視劇發展中非常關鍵的創新點。電視劇的發展要跟上老百姓審美趣味的迅速變化和學術界理論探索的深刻洞見。
儒家民本思想與電視劇儒商形象塑造何謂儒商？“所謂儒商，是指懷抱儒家道德價值的商人。”
“所謂‘儒商’，廣義上來說就是具有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商人、企業家；狹義上來說就是以孔子倡導的儒家思想、理念來指導和規範自己的經濟行為的商人、企業家。”儒商，也就是心懷濟世救民情懷的商人。
儒商的始祖，可以推為子貢。子貢是孔門非常重要的弟子，《論語》中記載他與孔子對話的地方很多，可是關於他經商的問題卻記載較少，《論語》中隻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子貢的身上有著重重謎團。在《論語》中，他是一個何等乖順的弟子，以至於我們隻能找到點滴的關於他經商的痕跡；而在《史記》中，我們看到的又是一個在亂世中翻雲覆雨的縱橫策士。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的傳神寫照極有可能是司馬遷從縱橫家教案中抄來的，我們不必相信細節，隻是對子貢的政治才華和言語能力有個概括的印象就可以了，但是在《貨殖列傳》中對子貢的評述卻值得深究。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閑，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噯，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原文透露了以下幾個信息：（1）子貢做生意的時間是在加入孔門之後，地點是在曹國與魯國之間；（2）在孔門弟子之中，子貢是最富有的；（3）子貢曾經聲勢浩大地向各個諸侯國統治者送禮，並得到國君們的尊重；（4）子貢將孔子的聲名傳播於天下；（5）這種傳播得益於他自己的聲望和威勢。一般而言，即便是再喜歡湊小說的曆史作者，對待評述部分也不會太過隨意，所以這段話還是不可輕易否定的，而子貢“儒商”的曆史角色正是奠定於這短短百字之中。
孔子在諸侯國君的眼中是尊而不重的，但子貢就不同了，要知道子貢的財富和聲望在當時的影響力是超出於孔子之上的。因此衛國和魯國的很多大夫都當麵或背後議論過師生二人，而且大有抬舉子貢、壓倒孔老師的勢頭，但這些言論都被子貢嚴厲而又華麗的反擊壓倒了。這種在自我膨脹的最危險關頭的清醒克製可以保障他在經濟上的安全，也可以感染到自己的團隊成員。正是他對團隊的維護和領袖的推崇，使得孔門成為一個健康的集體，也讓自己在文化史上立於不敗之地。
因此，子貢在商業史上的成功密碼就是始終不懈地依托於文化得到聲名，附著於權力得到保障，而憑借自身的才華得到利益。
長期的封建社會，像子貢這樣“不受命”的儒商還是不受重視的，所以其實“儒商”這個概念，還是在今天的經濟浪潮中被營造出來的。一時之間，胡雪岩、孟樂川、白景琦、喬致庸等曆史人物和馳騁縱橫於今天的商場人物紛紛湧現，反映了人們對商業道德的一種呼喚。
胡玫執導的電視劇《喬家大院》改編自朱秀海的小說。這部電視劇描寫了晉商喬家人的生活和經曆，演繹了對儒商的一個當代理解。
劇作通過描述主人公喬致庸的商業經曆，表現了人物大起大落的命運遭際，展現的是曆史整體的複雜性，折射出的則是當代中國人的精神走向和倫理價值觀。當沉淪百年的“晉商”精神經由影視劇走向市場和觀眾時，正是當下中國經濟大潮對“商業道德”和“儒家精神”回歸的期盼和呼喚。
對於儒商的鼻祖——子貢，《喬家大院》裏喬致庸考手下夥計有一段話：“‘孔門弟子七十二，其中有誰做官不成，做了商人？’……‘他叫端木賜，又名子贛。最早在衛國做官，人家不讓他做了，他便回去在曹國和魯國經商，孔門七十二賢人，惟端木賜最富。”這樣的評述，給了儒商一種傳統文化的根基，是為商業文化正本清源之舉。在古代，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的地位極低。將士的理念灌注到商中，這本身是對商的一種提升。商人身上的儒家氣質，其實主要就在於濟世救民的大愛思維。就好比學而優則仕，做官是為了造福百姓一樣，做商人也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關懷更多的生命。這也讓商業群體對內更有凝聚力，對外更有號召力。
《喬家大院》充滿了“士商異業而同道”、“良賈何負鴻儒”的商業文化情懷。劇中還有一段喬致庸與張之洞的對話。喬致庸說：“商人以商為業，謀利是其本分，隻要合情合理，即使唯利是圖，也不為過。譬如大人，當年自然也是十年寒窗，苦讀聖賢之書，學得文武藝，售與帝王家，其實也是一種買賣啊！”
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喬致庸提出重商即救國的觀念：“當今國家危難，聖主不安，要想救國，必須重商。什麼君子不言利，什麼農為本、商為末，統統要不得。罷了，我就做一篇重商即救國的文章好了！”以及“天下四行，士、農、工、商，商也是國之大事——一可以富國，二可以自富”，“諸多商人本身就是國之利器”。他還說：“農民種地是為了供天下人吃糧，匠人做工是要供給天下人使用器具，讀書人做官是為了治理天下，我們商人做生意則是為天下流通財物。眼下洋人犯我疆土，殺我百姓，不論士、農、工、商，都應為國盡力！自古至今，世人多指責商人唯利是圖，隻認銀子不認君父國家，我就氣不過……我要讓天下人看看，商人不是這樣的。”這種慷慨激昂的論調，對今天的商業文明建設是有好處的。
儒商的建構，實際上反映了經濟社會中人們的一種道德焦灼，“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整個社會追逐利益是否意味著社會的道德淪喪？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我們如何安身立命，獲得人生的價值和尊嚴？這是一個時代性的話題。電視劇通過對儒商的發掘和建構，試圖建設起經濟時代的民族文化理念，使人們擺脫道德上的焦灼和困惑。
“達則兼濟天下”是諸多胸懷家國的有仁之士的遠大誌向，而“富則兼濟天下”則是儒商的傳統美德。《喬家大院》裏的喬家；《東方商人》裏的孟樂川，在黃河決堤、鎮守官兵跑掉時，自己出錢，並親自上陣堵黃河的口子，累倒在大堤之上；《戊子風雪同仁堂》裏的同仁堂給窮人看病一律不收藥錢；《紅頂商人胡雪岩》裏的胡雪岩每年都會給窮人發放救濟銀兩。喬致庸在劇中對大掌櫃馬荀說：“你知道我們商人怎麼濟世救民嗎？我們要有大誌向、大抱負，要做天下那麼大的生意，為天下萬民生利，這就是我們商人濟世救民之道。”
在商賈題材的電視劇中，我們還看到為窮人免費看病的“同仁堂”，在民族危難之際，在工商業領域勇於和日寇鬥爭的大染坊，在饑荒年間支棚舍粥的康易南……在民族商人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充滿仁愛和愛國抱負的大商、儒商的影子。儒商的形象到今天，畢竟不是影視劇中新鮮的看點了。那麼，如何生成新的具有時代精神的經濟領袖，並對時代的風氣產生較好的影響，則是影視編導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