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宇宙之內有三種權力，天的權力叫做禍福，君王的權力叫做刑賞，天下人的權力叫做褒貶。該得禍的得禍，該得福的得福，沒有一點差錯，這就叫做天道清平。有不盡然的，是由氣數造成的。賞罰公平，這叫君道清本。有不盡然的，這是限見聞，蔽於喜怒所致。褒貶公正，這叫人道清平。有不盡然的，偏於愛憎，誤於傳聞所致。褒貶，這是上天依賴它降給人禍福的辦法，所心說"百姓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百姓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褒貶，也是君主依靠它來進行賞罰的依據，所以說"喜歡大家所厭惡的，厭惡大家所喜歡的，這叫做逆人之性"。因此褒貶不能不慎重，因為這是天道和君道所依賴的。如果好惡不符合實際，就是天的罪人，君的罪民。
●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亂之所以出，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
--《管子·任法》
[譯文] 法是不可不永遠堅持的，它是存亡治亂的根源，是聖明君主用來作為天下最高準則的。
●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
--《管子·明法解》
[譯文] 治理國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禁止淫亂，抑製暴行莫如有刑。貧者並非不想奪取寓者的財物，然而他不敢，是法律不允許；強者並非不能欺淩弱者，然而他不敢，是畏懼法度的懲治。
●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
--《韓非子·顯學》
[譯文] 不依靠賞罰而靠百姓的自我完善，賢明的君主不崇尚這種做法，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國法是不可以喪失的，況且所治理的又不是一個人啊！
●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
--《韓非子·六反》
[譯文] 以法製為治國的方法，痛苦在前卻有長遠的好處；以仁愛作為治國的方法，苟且歡樂但以後必然困窘。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
--《淮南子·主術》
[譯文] 法律，是衡量天下事物的標準，是君主掌握國家的準繩。度量：原指測量長短多少的器具，此處引申為標準。
●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
--《呂氏春秋·適威》
[譯文] 禮節繁瑣了反而不莊重，事業繁多反而不成功，命令過於嚴苛就沒有人聽從，禁令多了反而行不通。說明施政行令不要搞過了頭，過嚴過繁隻會是其反。
●可籲則籲，故天下莫不畏；可俞則俞，故天下莫不服。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上
[譯文] 應該禁止的就禁止，所以天下的人們沒有不敬畏的；應該答應的就答應，所以天下的人們沒有不信服的。說明隻有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才能使人信服。
●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
--(明)張居正：《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譯文] 天下的事情，製定法令並不難，難的是切實貫徹執行法令；聽取眾人意見並不難，難的是讓這些意見真正發生效力。
●馬之不敢肆足者，銜轡束之也；民之不敢肆意者，法製束之也。
--(宋)呂祖謙：《東策博議·齊魯戰長勺》
[譯文] 馬之所以不敢撒開四蹄奔跑，是因為有嚼子和韁繩在約束著它；人之所以不敢任意妄為，是因為有法令製度約束著他。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所惡也。
--《管子·形勢解》
[譯文] 人君之所以能做到有令則行有禁則止，一定是他所號召的正是人民所希望的，他所禁止的正是人民所反對的。
●法之製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
--《管子·禁藏》
[譯文] 用法製管理人民，應當像製陶器了解粘土的特性，冶金了解金屬的特點一樣。隻要判明利害之所在，人們遠離什麼，靠近什麼，就象火的避濕就幹，水的避高就低一樣的明白了。
●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賢。
--《商君書·定分》
[譯文] 隻有智慧的人才懂得的東西，不能作為法令，因為民眾不全是有智慧的人；隻有賢能的人才懂得的東西，也不能作為法令，因為民眾不都是賢能的人。
●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
--《荀子·正論篇》
[譯文] 在治世用刑要重，在亂世用刑要輕。因為在社會安定時故意犯罪，當然要重罰，在社會混亂時犯罪當然要輕罰。
●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
--《韓非子·五蠹》
[譯文] 刑罰很輕不算仁慈，刑罰很嚴也不算暴戾，這是適應當時社會的習俗而行的。
●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
--《淮南子·齊俗》
[譯文] 誰也達不到的高度，不能作為衡量人的標準，人們行動普遍達不到的水平，不能作為國家的風俗。強調製定法律製度要與人民現實水平相一致，不能提出過高的要求。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戰國策·秦策一》
[譯文] 法令不完備，就不能動用刑罰；德行不高尚，就不能役使百姓；政治教化不合理，就不能煩勞大臣。
●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
--《商君書·君臣》
[譯文] 言論不合法製就不聽從，行為不合法製就不推崇，事情不合法製就不去做。
●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辟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
--《管子·正世》
[譯文] 民眾如果貪婪而行為狡詐，但刑罰卻很輕，有罪過也不繩之以法，這就是助長淫亂，對邪辟的行為有利。這樣看起來有可憐人之心，實際上正好傷害了人民。
●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矣。太上以製製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管子·法法》
[譯文] 對罪過仁慈，就是人民的仇敵；法律才是保護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做法，是先用法來規範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錯誤而能補救，雖有過也不致太嚴重。
●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
--《管子·八現》
[譯文] 禁律與刑罰威嚴，怠慢法紀的人才能夠遵守秩序。法令嚴明，不開化的民眾才不敢觸犯。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
--《左傳》昭公二十年
[譯文] 火性猛烈，老百姓看到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燒死；水性柔弱，老百姓親近嬉戲它，就有很多人淹死。
●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粱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敗。夫謀小仁者，大仁之賊。
--(唐)吳兢：《貞觀政要·赦令》
[譯文] 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國大治，社會秩序很好。梁武帝每年赦免好幾次犯人，最終卻滅亡了。貪圖小仁的人，必定損害大仁。
●能生而能殺，國必強。能生而不能殺，國必亡。
--(唐)李筌：《太白陰經·刑賞篇》
[譯文] 能使人生存同時又能誅殺，國家必定強盛；隻能使人生存，而不能誅殺，國家就必然要滅亡。
●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一O八
[譯文] 執法應當以嚴為根本，而以寬作為輔助。
●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以辟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手其中。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七十八
[譯文] 經過教育而不聽從，就要用刑罰來責罰他，懲治一個人，使天下人都知道政府鼓勵和懲戒的是什麼，這就是所說的用法律來禁止法律，雖說是殺了人，但其中行的卻是仁愛之實。
●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
--《管子·禁藏》
[譯文] 按公法行事，刑罰雖重下麵的人也沒有怨言；按私意行事，賞賜再多戰士也不會受到鼓舞。執行法令不合理，民眾就不會順從。
●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製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
--《管子·任法》
[譯文] 不分親疏、遠近、貴賤和美醜，一切都用法律來判斷，所以他定罪殺人，人不怨恨；按功行賞，人也不必感激。全憑法製辦事，好像天地對待萬物那樣沒有私心。
●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親於戚。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
--《管子·七法》
[譯文] 不因愛自己的親戚而危害國家，所以說國家比親戚重要。不能因喜愛某些人而違犯法律，所以說愛護法律高於愛護人。
●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
[譯文] 教化的廣泛推行使人們不再犯法，人們不去犯法也就無須動用刑罰了。
●以禮義治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立者，積刑罰。刑罰積
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
--《漢書·賈誼傳》
[譯文] 用禮義治理國家的，積累禮義；單純用刑罰治理國家的，積累刑罰。積累刑罰百姓就會怨恨而人心背離，積累禮義百姓就會團結友愛。
●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為民設陷以賊之也。
--(漢)戴德：《大戴禮·盛德篇》
[譯文] 刑罰的產生是有根源的，不致力於杜絕犯罪的根源，隻致力於懲辦和殺人，這就是為百姓設立陷阱而坑害他們。強調從愛護百姓出發，把力量下在防止犯罪上。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漢)崔定：《政論》
[譯文] 刑罰是治理社會混亂的藥品，而道德教育則是社會興旺平安的營養品。隻用說服教育去去除那些危害社會的罪犯，那等於不服藥而用營養品去治病一樣；單用刑罰而希望國家繁榮昌盛，那也等於想用藥品去補養身體一樣是無效的。
●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不能正也。
--《淮南子·泰族》
[譯文] 百姓沒有廉恥，是無法治理的；不整治禮義道德，廉恥就樹立不起來。而老百姓如果不懂得禮義道德，那就連法律也不能糾正他們。強調教化為先。懲治為後。
●禦之良者，不在煩策；治之善者，無取嚴刑。
--(唐)魏征：《隋書·酷吏傳傳論》
[譯文] 最會駕車的車夫，不會頻繁地鞭打拉車的馬匹；最會治理國家的人，不采取嚴酷的懲罰方式。
●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實疏；以德結人，其外雖疏，其中實密。
--(宋)呂祖謙：《史說》
[譯文] 用刑法製服人們，表麵上看起來好像很嚴密，實質上卻很鬆散；用恩德來交結人們，表麵上看起來好像很疏散，實質上卻很嚴密。意謂德治更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