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而下，創法垂製，得三代之餘意者，莫唐若也。夫取民之法，每患其輕重不均，唐則一之以租調；養兵之法，每患其坐食無用，唐則處之以府衛；建官之法，每患其名實雜揉，唐則納之以六典。使民不至於困，兵不至於冗，官不至於濫。太宗之法，庶幾先王者，非以此歟？
[譯文] 西漢以降，創建製度並將製度傳給後世，以及能得到夏、商、周三代製度遺意的，沒有哪個朝代能像唐朝那樣。從百姓那裏獲取賦稅的製度，往往使人擔憂百姓承擔的賦稅輕重不均，唐朝就用租庸調法把它統一起來；整治軍隊的製度，往往使人擔憂兵士不勞而食，唐朝就用府衛法來解決了這個問題；設立官職的製度，往往使人擔憂官位與職權不符，唐朝就把它納入《周禮》六典的範疇。這樣，百姓不至於陷入困境，軍隊的建製不至於名目繁多，官職的設置不至於名實不符。唐太宗時所創建並實行的製度，與上古先王很相似，就在這幾個方麵。
●建官之法傳之至於景龍，則有墨敕斜封之濫，而古製遂以壞。養兵之法傳之至於開元，則有長驅礦騎之製，而府衛遂以變。取民之法，傳之至於建中，則有兩稅之目，而租調遂以廢。夫中、睿之君固不足深責，而張說、楊炎亦非暗於事機者，豈可輕改太宗之法歟？
[譯文] 唐初設立官職的製度，傳到中宗景龍年間，便有了皇帝不經外廷審議而擅自授官的越製行為，而古代設立官職的製度因此遭到破壞。唐初整治軍隊的製度，傳到玄宗的開元年間，便有了長從擴騎的兵製，而府衛兵製因此發生改變．唐初的從百姓那裏獲取賦稅的製度，傳到德宗建中年間，便有了兩稅法的條目，而租庸調法因此被廢除了。中宗、睿宗這二位君主，固然不可以過多地責怪，而張說、楊炎也不是不懂得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的人，怎麼能輕易改動太宗創建的製度呢？
●蓋嚐考之，丁以百畝為率，租以二石為額，調以絕布為製，役以二旬為限，此租調之法也。然無以葬者，許鬻永業。自狹鄉頓寬鄉者，並鬻口分。既許其鬻，則兼並寧不啟耶？已鬻者不複授，則課何從均耶？在府則力田，番上則宿衛。無事皆農夫，有事則精卒。此府衛之法也。然河東、河北、關右、隴左府之環京畿者五百餘，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府之在諸道者才二十餘。雖曰重內輕外，何多寡之不等耶？外既輕矣，卒有調發，豈能朝夕至耶？分職率屬則曰省、曰台、曰寺、曰監，序勞秩能則有品、有爵、有階、有勳。此建官之法也。然承隋之後，官不勝眾也，乃驟為七百三十事。可以省也，乃複增製員外。在當時已不能守，何以責後世之變耶？太宗之法固美矣。夫惟不慮其所終，不稽其所弊，是以雖行之一時，而卒不能以行之久遠也。
[譯文] 我曾經考察過，十六歲以上的男子，國家以授給每人農田一百畝為標準，每人向國家交納糧租以二石為限額；國家向每戶征收紡織品的戶稅，以交納綾絹純布為定製；為國家服徭役，以每年二十天為期限。這就是租庸調法。然而沒有錢財安葬死者的家庭，允許出賣永業田。百姓有從地少人多的地方遷到地多人少的地方的，均賣掉口分田。既然充許百姓出賣永業田和口分田，那麼兼並土地的現象難道還不出現嗎？已賣掉土地的農戶，國家不再授給土地，那麼百姓向國家交納的租稅怎麼能均衡呢？[農民]在州府時很努力耕作，到京師輪流值班時便擔任皇宮警衛。國家無戰事時都是農夫，有戰事時便都是精兵。這就是府衛之法。然而河東、河北、關西、隴左這些地區的州府環繞京都地區的就有五百多個，而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四道的州府僅二十幾個。即使說是重視中原地區而輕視邊遠地區，為什麼相差如此懸殊呢？既然不重視邊遠地區，一旦邊事突起，國家調動軍隊，怎能迅速趕到出事地點呢？各司其職而統率百官的行政機關有省、台、寺、監，按功勞大小和才能的高低而授予的職銜有品、爵、階、勳。這是唐朝設置官階的措施。然而唐朝的官製在隋朝的基礎上有增無已，竟然急增到七百三十個職務。[這麼多的職務，]是應該精簡的。卻又增加了員外的建製。[古代設置官階的措施，]在貞觀年間就已經不能堅持奉行，憑什麼指責後世改變了古人的設官之法呢？唐太宗的設官之法本來很好，隻是不考慮它。的後果，不考察它的弊病在哪裏，所以雖然能在一個時期內實行，但終究不能長久地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