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十六條上諭，是告誡百姓的，不是告誡群臣的。因而如告誡各大小臣子，應首先要求忠於陛下。而告誡百姓，隻要家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奉公守法……並不必要求人人忠於皇上，家家早晚跳忠字舞……
二疾風知勁草，亂世顯忠臣。忠的概念、形象、名人都是在混亂亡國之際，或兩種、幾種政治力量紛爭之際，或異族入侵之際才特別強調、特別顯現。關羽、嶽飛、文天祥、史可法……等光耀千古的忠義之士，都是在分裂、民族危急甚至亡國時才顯現的。在太平盛世，無所謂顯忠不忠。清代開國、順治之後，進入康熙初年，雖不久即有吳三桂三藩反清、東南鄭成功反清，但清朝自認已是開國盛世，一切組織製度，都因襲明代，此際似不必宣揚“忠不忠”了。太平盛世，大國聖主，隻有一代“名臣”，無所謂忠臣，因而不要說對老百姓不必宣揚，即對大、小官吏間亦不必宣揚。
第三也許是更尖銳的、更敏感的、更重要的，即其時去明亡不久。順治十八年、康熙元年交接之際，平西王吳三桂同大將愛星阿帶大軍進入緬甸，緬甸人才執明代最後一個流亡皇帝朱由榔送給吳三桂。朱由榔給吳三桂的信道：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突入我京師，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誌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報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複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席未安，幹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就誅，仆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為宗社計乎？諸臣強之在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還仆於貴州，接仆於南安……信中所述，即崇禎在景山上吊，順治在北京建立清朝之後，還有南明弘光、隆武、永曆三帝在南京、福建、西南支撐殘局。清代朝廷之內外，是明朝降臣、降將，西南三藩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東南自洪承疇打下南京而後，明代大臣洪承疇、馮銓等降清於前，李建泰陛見於後，南明趙之龍、徐文爵、王鐸、錢謙益亦相繼降清。而自崇禎吊死、福王弘光、隆武、永曆相繼失敗，明各省藩王、朱氏子孫相繼被誅戮。而民間效忠前明思潮仍十分強烈，效忠前朝的前明臣子，假托明室後人號召抗清的什麼“假稱天啟皇後”、“朱三太子”等案此伏彼起，接連不斷……這時如在上諭中號召“效忠”，那不就是為“複明抗清”發號召、製造輿論嗎？這才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足”呢！這是康熙，也是清代入關最大的忌諱，不提是其最大的聰明處。
康熙這十六條上諭，對安定社會，當時是起到十分重要深遠的影響的。一頒布不久，即康熙十五六年之際，安徽繁昌縣知縣梁延年，字九如，就把這十六條上諭，旁征博引，詳加注釋，編了一套二十卷的書，取名《聖諭象解》，於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付梓刊行。清代木刻書，康熙時代刻的最好，世稱“康版”。據說這部《聖諭象解》刻工印刷極為精美，是“康版”藝術的代表作，北圖及美國均藏有此書。雍正二年二月頒布刻印的《聖諭廣訓》，已在此三十四年之後了。
雍正名胤禛，號破塵居士，是康熙的第四個兒子，康熙十七年農曆十月丁酉生，母為吳雅氏。雍正出生時康熙二十五歲，正值青壯之年。康熙六十一年即一七二二年康熙去世，翌年雍正即位，為雍正元年，即一七二三年，史稱清世宗憲皇帝。這時雍正已四十五歲。康熙去世，雍正登基，曆史上因雍正於康熙去世時，本應去天壇替康熙主持冬祭大典，他卻未去，在康熙身邊，因而種種猜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且不去管他，隻是他也是清代前期繼康熙後大有作為的一個皇帝。自然他十分重視康熙這十六條《上諭》，即位之初，便重新頒布，並以自己的名義，逐條作了說明，共萬言，名為《聖諭廣訓》，一卷。《清稗類鈔·著述類》第一條《列聖欽定諸書目錄》將此書入子部中。
按照當時國家規定，康熙這十六條上諭，各地督撫以下，以及州縣官，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向軍民百姓宣講。康熙時，十六條較為簡單，雖有梁延年的《聖諭象解》，但各地方官講解時，未必據此詳述。等到雍正的《聖諭廣訓》出來，那新皇上已定了調子，自不能隨便增減講說。但雍正的書，也是文言寫的，講說也不便，老百姓又聽不懂原文。所以雍正的《聖諭廣訓》頒布不久，便由陝西鹽運使王又樸（字從先，號介山）將其直譯為口語，書名為《聖諭廣訓直解》，刊布發行，便於各地官吏對老百姓講解，如第一條開頭一段，雍正《聖諭廣訓》原為：我聖祖仁皇帝，臨禦六十一年，法祖尊親，孝思不匱。《欽定孝經衍義》一書，衍義經文，義理詳貫，無非孝治天下之意。故《聖諭》十六條，以孝悌開其端。朕丕承鴻業，追維往訓，推廣立教之思，先申孝悌之義。用是與爾兵民人等宣示之：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再看王又樸《聖諭廣訓直解》這段的解說譯文：萬歲爺意思說：我聖祖仁皇帝，坐了六十一年的天下，最敬重的是祖宗。親自做成《孝經衍義》這一部書，無非要普天下人都盡孝道的意思，所以《聖諭》十六條，頭一件就說個孝悌。如今萬歲爺坐了位，想著聖人教人的意思，做出《聖諭廣訓》十六篇來，先把這孝悌的道理，講給你們眾百姓聽。怎麼是孝呢？這個孝順的道理大的緊，上而天，下而地，中間的人，沒有一個離了這個理的……不過這白話講解，如在北方各省，照念即可。而到閩浙、兩廣、嶺南一帶，語音關係，理解仍有難處，還要用當地土語講解。這就是附在本書後麵，嘉慶十三年冬廣東署理總督韓崶等人《聖諭廣訓》重刊者跋中所說的，也就是出版社送資料的祖本後麵跋中語：臣崶欽奉恩命由粵東臬司擢任巡撫，十二月兼署督篆……敬攜前陝西鹽運分司臣王又樸所刊《講解聖諭廣訓》一冊……爰命司鐸官遴選口齒清楚佾生四人，於每月朔望，即以粵東土語，按文宣講，一對環而聽者，爭先恐後，所以化導閭閻至親切也，遂以是書頒布郡邑，俾司牧民之責者，廣為宣諭……還附有重刻此書的官員姓名：“廣東分巡高廉兵備道臣朱桓、高州府知府臣雙壽、茂名縣知縣臣王勳臣敬謹重鐫。”可見當時刊刻分布之廣，已遠在康熙頒布上諭百四十年之後的廣東西南隅茂名了。但如此重要的《聖諭廣訓》，又過不到百年，鍾毓龍老先生考秀才時，已形同具文，不是默寫，而是照抄，亦十分可笑了。
不過因其影響和名氣，外國也十分重視康熙這份上諭，也重視這部《聖諭廣訓》。出版社送來這份複印資料，雖是嘉慶十三年冬天廣東茂名重印的，但卻不是原書，而是日本鉛字排印本。所有雍正《聖諭廣訓》文言原文，邊上都印有日文假名小字動詞語尾。過去日本人用文語讀法，可以直接讀這種漢文書，簡單說，這份《聖諭廣訓》是日本人印的日譯本，隻是日本出版印刷年代不知道。可能是昭和以前、大正或明治年代出版的，或者更早。因為據美國A.W.恒慕義領銜主編之《清代名人傳略》玄燁傳記載，早在一八一七年，即有了威廉、米鄰（William Milne）的全譯本，一八二一年又出版了喬治·斯丹東爵士（Sir George Stanton）的節譯本。可見此書早在十九世紀初，即有了英文譯本，走向世界了。據說還有不少西方語文譯本，未一一列出譯者姓名，不過亦可見其在世界上影響之深遠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五日，農曆丁醜六月十一完稿於水流雲在延吉新屋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