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條是家庭倫理、宗族和睦、鄉黨秩序等等儒家修齊治平的最基礎、最基本的東西。開頭各用一個最適當的動詞“敦”、“篤”、“和”以貫注之。開頭的動詞呼應下麵三個主要動詞：“重”、“明”、“息”。三句話貫徹好，結果就是家家父慈子孝，宗族間和睦相親，鄉裏間沒有爭議，不打官司。
四、五條是經濟生活。四是發展生產，以農立國，首重農桑，豐衣足食。五是提倡節儉，因農業社會，生產有限，耕作辛苦，所以中國幾千年來，就有惜財節用的傳統習慣。而這二條放在前三條之後，即隻有家庭、宗族、鄉裏安定和美之後，才能提到發展經濟，崇尚節約。如二者顛倒過來，把農桑放在前麵，那鄉間必增加隴畝利益之爭。如把“尚節儉”放在前麵，那衣食之不謀，又如何講節儉，因而向老百姓一上來不能隻講吃苦。
六、七兩條是教育，二者也是結合的。這是自漢代以來獨尊儒術，但是“異端”二字，有寬有窄。當時儒學而外，佛道之外，西洋基督傳教士也受到康熙重視，天主教傳教士用奎寧（金雞納霜）治好了康熙的瘧疾，康熙允許在皇城內明代西十庫舊址建立天主教堂……凡此種種，說明“隆學校”、“端士習”，固定儒家正宗，“四書”、“五經”，聖賢道理。而“黜異端”、“崇正學”，這異端的範圍，也放的很寬，但也不過分優崇僧道。康熙二十二年為題查正一真人事，還下過聖旨：“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爾等識之。”見《東華錄》卷十二，舉此可見一斑。
第八、九兩條是講求法治、法律，提倡禮讓風俗。法律是要嚴格的，但法律不是萬能的。法律隻儆戒、懲治少數愚頑之徒；對於整個社會，更提倡的是淳風厚俗，禮讓為先。因為社會上的事，並不是所有問題都是法律所能判決的。所以儒家提倡溫、良、恭、儉、讓的淳風厚俗。
第十、十一二條又是以百姓本業為基礎。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儒家傳統安定社會的根本，就是把人心係在土地上、產業上。土地、買賣、手藝、一技之長，醫、卜、星、相……以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樣生活，總之都要有業。青年人要立業，立業之後要安於本業。堅定本業信念，不要不安分，不要作無業遊民。訓導子弟安於本業，禁止為非作歹。從人人務本業要求起，是儒家傳統的“君子務本，本固而道生”的思想。
第十二、十三兩條，在現在讀者看來，也許感到與前麵各條有點不倫不類，實際這卻是與當時曆史有密切關係的。第一是清代地方吏治，政府法律，民間訴訟，有一個長期流傳的口號，就是“民不告，官不究”。一是刑事案件中實發案件，如命案、搶案、盜案等，有現場事主報案，或地方報案，官府才接受調查、破案、捉拿、審問、處理。其他案件大多如此。現在一般人都知道清代的文字獄各案，其實不少案件，都因人一再告狀，才釀成慘案的。如康熙時最有名的莊廷史稿案，株連而死者七十餘人。最初卻源於一個因貪贓被罷官的歸安縣令吳之榮，挾此書來莊家索賄三千兩，莊家不理他。他便到杭州浙江巡撫衙門告狀，巡撫照顧地方，自不願多事，也不理他。吳之榮到北京摘書中忌諱語告狀，結果成大案，害死幾十人。始作俑者，就是這個壞蛋吳之榮。案結之後，將莊氏家產查抄，一半給了這個壞蛋，吳後發惡病而死。當時各地惡訟師專門慫恿人告狀，敲詐富戶，誣告成風。據《東華錄》卷九康熙六年四月記：刑部議複禦史四六善言：近見奸民捏詞詐害，在南方不曰“通海”，則曰“逆書”。在北方不曰“於七賊黨”，則曰“逃人”。謂非此不足以上聳天聽，下怖小民。請飭督撫，即於審理情實者據實奏聞，情虛者依律反坐。如不候督撫審結徑來叩閽者，依光棍例治罪……據此可知這條“息誣告”的針對性。文中所說“通海”，即通海外台灣鄭成功。“逆書”，即文字獄的書，詆毀清朝的書。“於七”事發生在順治十八年。於七名小喜，本山東登州府捕快，拉竿子，據鋸齒牙山作亂，焚燒攻占八個縣城。清朝派都統濟席哈為靖東將軍征剿，八旗分駐登、萊、膠三處，緝拿於七從黨。前後將近一年，戰事才結束。一時被誣告為於七從黨的甚多，連著名學者宋琬也被誣告。《東華錄》卷九康熙二年十一月載：刑部議複：原任按察使宋琬通同於七謀反一案。旨：宋琬等原無通賊情節，著免罪。“逃人”罪名，也是當時特殊的。“八旗”進關，享有特權，農村圈地，大批百姓投到八旗充役為奴。而且帶田產來，以隱避差役田賦，其本鄉本村即成為逃人，雖有大片土地，國家亦無處征收賦稅，因有嚴禁逃人、捉拿逃人之嚴令。《東華錄》卷七順治十二年正月左都禦史等奏：愛民莫先除害，近聞八旗投充之人，自帶本身田產外，又任意私添，或指鄰近之地據為己業，或連他人之業隱避差徭，被占之民，既難控訴，國課亦為虧減，上下交困，莫此為甚。宜敕戶部，將投充之人，照原投部檔查核給地外，其多占地畝，即退還原主，庶民累稍蘇，而賦租亦增矣。又年來因逃人眾多，立法不得不嚴，但逃人三次始絞，而窩主一次即斬。又將鄰佑流徙，似非法之平也。竊謂逃人如有窩主者，逃人處死，即將窩主家產人口斷給逃人之主，兩鄰甲長責懲，該管官員議處……但過了不久，又有給事中李裀奏言：“逃人一事，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貧富、無良賤、無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可見順治及康熙初年，“逃人”罪名，對北方農村百姓鎮壓驚擾多麼殘酷。所以“誡匿逃以免株連”七個字的背景，有多少家破人亡的血淚史。
十四、十五、十六最後三條，也各有其重要的曆史背景，先說“十四條”。清代國家收入主要靠農村地畝錢糧，其次是鹽課。康熙元年全國人丁一千九百十三萬有零，錢糧銀征收二千五百七十餘萬有零。康熙二十年，西南雲貴、兩廣、東南沿海用兵之後，人口銳減，全國人丁隻二千七百二十萬有零，錢糧征銀二千二百一十萬有零。人均錢糧在一兩二錢白銀，如再加地方增收，最少加倍，平均每人三兩左右，為數亦頗可觀。但交糧之後，即無其他攤派，所以北方山鄉有“山漢交了糧，上山為了王”之諺語。鄉間不能按時完糧，官府就要派人下鄉催討，謂之催科，春夏、秋冬各一次，謂之上比、下比。十五是保甲製度，保甲製度是農村城鎮按戶編製管理的製度。宋王安石新法，熙寧三年實行：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都保。各有保長，戶兩丁選一保丁。明、清兩代各有變更。清代保甲製度：十戶編一牌頭，十牌編一甲頭，十甲編一保長。戶給印牌，書丁（男）、口（女）姓名，出注去處，入注來處，出生、死亡均有注明。官吏到地方了解情況，先找保甲長。保甲互聯，可以保證地方治安。最後十六條，是指當時南北農村各地宗族忿爭，仇家械鬥，常常幾代尋仇，械鬥不已，死亡甚重。官府每為之和解，所以民間留下了“冤家宜解不宜結”的諺語。從安定國家社會的總體出發，一切宣揚複仇主義的口號等等，都是別有用心，不足取的。
這三百二十七年前十七歲的年輕皇帝頒布的這十六條聖諭，在今天讀來有什麼意思呢？我想如不是徹底否認曆史者，卻有幾點很值得深思。
一是這十六條，每條隻七個字，動詞、賓語結構一樣，極為簡潔明了，而又那樣準確地涵蓋了這一範疇的中心，雖是文言，卻如白話，稍有文化，便可看懂。這種運用文字的功力，正顯示了中國文字的特征，今日讀來，仍甚有趣。
二是每條內容都紮實具體，既非高不可攀，又非空洞之物。落實到人，落實到社會，都切切實實可以執行。不過分要求，不瑣碎，也不難做到。而綜合十六條的全部內容，也足以安定當時的社會、國家。看上去平平常常，而全部卻條理分明，設想周密。
三是理論根據，要求什麼，不要求什麼，政治敏感性十分敏銳，尤其值得我們今天讀者注意。作為皇帝上諭，告訴老百姓，首先自然是遵從儒家傳統。《論語》說：“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所以一上來，孝悌當先。後麵宗族、鄉黨、農桑、教育、法律、風俗……後麵十至十六條，中心都是講國家法治，曉諭百姓，守法息爭。這裏麵有一個很大特征，作為皇帝上諭，沒有一個字要求百姓忠於皇上。最重要的“忠”字，在十六條中隻字未提。“義”字就更不提了。這是很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難道康熙認為“忠”不重要嗎？為什麼這樣重要的告誡百姓的上諭一上來第一條不是“忠皇上以衛國家”呢？很值得我們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