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園日記殘稿》一冊，清俞樾撰，《春在堂全書》中未曾改入。先生著述浩繁，此乃滄海遺珠，吉光片羽，彌足珍貴。蘇州圖書館於一九四○年作為吳中文獻資料予以排印，雖版本未足雲珍，惟因係非賣品，因而外間流傳頗少，其文獻價值亦至為重要也。《日記殘稿》乃曲園老人於光緒壬辰春所記，送其孫俞陛雲先生由蘇州到上海，乘海輪北上會試者。是行老人由蘇抵滬，又由滬到浙江德清原籍掃墓後赴杭，於杭小住月餘之後返蘇。《日記殘稿》起於陰曆二月初十日，終於四月初三日，其年二月小，三月大，共記錄了五十三天的起居情況。按光緒壬辰乃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曲園老人於光緒二十八年以八十二歲高齡重逢鄉舉，重宴“鹿鳴”，於光緒三十二年去世，享壽八十有六。因而按此推算，《日記殘稿》乃老人七十二歲時所寫，清代會試，逢“辰、戌、醜、未”年舉行，這年是會試的年份，會試在三月舉行，其時海上已通輪船，由上海坐輪船到天津，快船兩天兩夜即可到達，故二月初十始由蘇州動身，十八日始乘船北上，仍甚從容，較之過去走運糧河乘木船及走旱路，真不知要快多少倍了。曲園老人在《茶香室叢鈔》中曾有一則記雲：大鞍旁開門後擋車，道光年間三品以上大員皆乘之，光緒丙戌，餘送孫兒陛雲入都會試，此車竟不複見……老人乃道光三十年進士，三十六年之後，即光緒丙戌，為光緒十二年，六十六歲時亦曾送俞陛雲先生入都會試，如該次報罷，其後又經“己醜”一科，因而這次陛雲先生會試，最少已是三上公車了。按這次仍報罷，陛雲先生戊戌（一八九八年）科一甲三名及第（是科狀元夏同和），後此十二年矣。《日記》所記距今已足足八十八年，約言之，都是九十年前的舊事了。“九十年”，從整個人類曆史來說，還不足一世紀，真不過一瞬間耳，而從現實生活看，卻已是很古老的事，不要說親身經曆過的，即親身能記憶那時事情的人，現在也可以說是真如鳳毛麟角了吧？去年在北京見到俞平伯老師，三裏河新居會客室牆上還掛著曲園老人寫給女婿許子原（平伯先生外祖父）六條大屏，都是很古拙的碗口大的八分書，很可仰見老人當年的精神，距今那六條屏最少已是近百年前的舊物了。俞平伯老先生現已八十餘高齡，而書屏時及寫此《日記殘稿》時，平伯先生尚未誕生，歲月悠悠，豈非真是很古老的事了嗎？
我很愛讀古人日記，讀日記和讀曆史資料不同，史料再詳細，所接觸到的曆史事實也總是機械的，沒有生命力的，使人對當時生活總有隔靴抓癢之感，而讀古人日記，則完全不同了，好像使人感到和寫日記的人生活在一起一樣，有起居與共、談笑如聞之感。讀了老人這五十三天的《日記》，真像跟在老人身邊，由蘇抵滬，又由滬抵杭，像回到九十年前跟老人一起生活了五十三天一樣，這是十分有趣味的。
當年由蘇到滬，已很時興用小火輪拖坐船，老人此行都是借用牙厘局和上海道的小火輪拖著坐船走的，隻此一點，現在看來已十分落後，而在當時卻是很摩登的了。對此當時的老輩們已有不同看法，老人在最後一則記道：憶青溪金友筠曾勸餘勿借輪船，謂此乃熱鬧排場，非江湖散人行徑也，餘深韙之。乃此行往返，皆以小輪船曳帶，恐不免為高人所笑矣。為了來往都借小輪船作拖輪，在《日記》最後還特地寫了一筆，其襟懷難道是今天的人能夠想象的嗎？當時上海已是十裏洋場，十分熱鬧，虹口公園也已開了，而老人到上海後，生活起居都在船上，很少上岸。二月十七日有一段很有趣的記載，文雲：餘自十二日至滬，至今六日，始得送陛雲等登船北上，每日所用之轎及馬車，皆蔡二源所供給。二源時為英界會審之員，俗稱“新衙門”者是也。甚感其意。然餘雖有車轎，止因拜客登岸二次，洋場風景，不一觀覽。子戴至虹口大花園，見獅子，虎二，豹一，豺一，猩猩二，狗熊二，或勸餘往觀之。餘笑曰：“餘力不能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耳！何以觀為？”子戴言一虎熟睡，對肉滿前，一小鼠竊食之。嗟乎！鼠以嗜肉之故，前有虎而不知；虎以貪睡之故，旁有鼠而不覺，是皆可為世鑒矣。“餘力不能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耳！何以觀為？”口吻如畫，正代表了當時老一輩學人們處於帝國主義侵略日漸加深下的無可奈何的心理狀態，然而雖然有“何以觀為”的憤慨，卻照樣借了英租界“新衙門”官員的車轎出門拜客，這又是十分矛盾的了，這不免使人感到，即使如學際天人的曲園老人，處在那樣的年代之中，環境之下，也難免於生活中的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