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紅州同誌要我為他主持的《交叉科學新視野叢書》編一本集子，盛情難卻，隻好勉力為之。編選之前，首先自然得把編選的主題定下來，於是對自己過去涉獵的學術領域作了一番粗略的回顧。回顧的結果，覺得四十年來斷斷續續寫的東西，大體上可以劃作三類：一類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方麵的，主要是對於哲學原理的闡釋，也有若幹政論、時評之類的作品；一類是關於史學理論的，主要是對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以及運用史學方法論的一些試作；還有一類是關於中國近代文化思想史的研究。為了與叢書的性質盡可能貼近，乃決定從第二類中挑選一些篇章，輯綴成書，以獻給有此同好的讀者。至於這些文章算不算得“交叉科學”，我也說不明白；聊以自慰的是，曆史學本來就是一門綜合性的科學，它常常免不了要跨越各種學科的疆界，作“跨界旅行”。
有趣的是，上麵所列舉的三個方麵的研究領域，恰好也就是我四十年來治學的基本軌跡。
我從事理論和學術事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事。在這以前年齡太小，也沒有做學問的條件。
按說我幼年的家庭環境，還是很有學術氣氛的，家中藏書頗豐，父親也是曆史學界中人。可惜的是，我生不逢時，出生那一年就碰上“九一八”，於是童年和少年時代隻能在戰亂中度過；加之，父親過早去世，使得我穿梭於盈櫥盈架的圖書中，也隻能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亂翻一些“雜書”和“閑書”。稍稍長大，成了一個有些懂事又不大懂事的大孩子的時候，我又抱著義無反顧的態度投身到革命大潮中，從此我和學術的機緣，更是失之交臂了。
新中國成立後的和平建設環境，不僅使我重新產生了對學術的興趣，而且使我獲得了踏上學術之途的機遇。1951年秋，我被山東大學推薦，到新成立不久的中國人民大學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成了當年這個紅極一時的學府的第二屆研究生。1953年初，又為中央馬列學院所錄取，改攻哲學專業。從1951年到1955年這四年，是我從事理論工作和學術事業的準備階段。在此期間，少數有真才實學的蘇聯專家，對我是有幫助的；但使我受益更多的，卻是我們中國自己的學者，如艾思奇、胡繩等師長。他們的理論與學識，他們的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都給我很大的啟發。如今回首當年的學習生涯，仍然覺得彌足珍貴。那時候固然不能不說也被引導過進入某些理論誤區，但是總體上看那四年確是奠定我理論信念、學術基礎、治學能力的年代。可以說，四年的研究生生涯，決定了我此後的專業方向，也可以說，決定了我此後的人生道路。
1955年夏，我奉調進入中央政治研究室做研究工作。出乎意料的是，並沒有讓我去研究政治，而是要我在研究室副主任胡繩指導下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這倒不是個人的特殊機遇，而是當時整個機關的任務，基本上就是從事理論和學術研究，無怪乎當時有人把那個研究室叫做“學兵連”，叫做“三閑書屋”。那時候，真是得天獨厚，就像研究生生活的繼續一樣，安安靜靜地認真讀了兩年的書。除了讀中國近代的東西之外，還仔細閱讀了先秦諸子等等。當然這時候已經是在工作，不同於過去做學生，總要拿出點成果來，於是便開始在《人民日報》、《學習》雜誌、《讀書》雜誌等報刊上發表一些習作，成了一個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理論陣線上的毛頭新兵。
好景不長，“反右”一起，從此政治運動不斷，研究室自然成了名副其實的“政治”研究室，我自己也被運動的洪流衝擊得顛來倒去，不亦樂乎。一路下來，直墜到“文化大革命”的沒頂之災裏去。這期間，也有運動間歇的空檔，還可以做些文字方麵的事，但那主要已經不是學術和理論上的研究，而是奉命去做一些政論一類的寫作。但是，就我個人而言，這時候也還有另一方麵的收獲。這大約有兩項內容。
一是抓緊時間讀書。我早已有從哲學轉向曆史學的念頭，特別是轉向哲學史的念頭。目的無非是想確定一種終身可以做為專業而又確感興趣的治學方向。這種誌向既然一時不具備實現的條件，那就隻好先抓緊一些零零碎碎的時間，如前一運動已過、後一運動未起的短暫喘息之際，還有運動轉入低潮無人管束的時候，便可偷得讀書時間了。我讀中國曆史，讀中國哲學史，讀西方哲學史，也還雜七雜八地亂讀些別的，這樣集腋成裘，總算賬卻也可觀。記得1959年，社會上大大流行“厚今薄古”的時節，線裝書大跌價，於是我便鑽空子買了幾套特別便宜的書，如線裝《資治通鑒》，兩角一本，十二元便買了六十本全套；再花十二元，便又買了《續資治通鑒》六十本全套。工作之餘讀，出差也捎上十本八本讀。就這樣，居然把一百二十本《通鑒》一字一句地讀完了。其他哲學典籍，基本上也是照此辦理，隻要抓到書抓到時間，就饑不擇食般地狼吞虎咽下去。消化雖然不良，卻也吸取了不少營養。
另一件事，是在研究室另一位副主任田家英的指導下，從事了一係列農村調查。如果說胡繩同誌是我研究學術、研究理論的引路人，那麼應當說，田家英同誌則是我認識社會、研究社會的引路人。我在田家英同誌指導下，起草了許多調查報告，並因此先在反右傾運動中、後在“文化大革命”中，吃盡了苦頭。但是我至今認為，截止到“文化大革命”為止，我在理論和學術領域裏較可自傲的作品，恰恰就是這些《調查報告》；遺憾的是，這些報告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已經片紙不存。不過當年參加農村調查的經曆，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它使我認識到在中國現實社會中農村問題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且一度有過獻身農村問題研究的想法。記得1964年春上，中央決定撤消政治研究室，成立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承辦籌備事務的秘書長柴沫，曾經找主要研究人員逐一征詢意見，請大家自己選擇研究學科。當時我出乎人們意料的，報了兩項誌願：一是哲學，另一項則是農村問題。農村問題對我的吸引力，正是80年代後期我肯於承擔起主持大型社會調查——“百縣（市）調查”的個人背景。當然，現今親身去作長時間的實地調查，已經有力不從心的感受了，好在在其他同誌的努力下，這項大型調查進行得比較順利。百卷本的《國情叢書》，再過一年多，將可全部出齊。借這套叢書的出版，總算是了卻了一樁往年的宿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