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以“養之有道，取之有時”、“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為環境立法的基本精神。
傳說夏代就有了所謂“禹之禁”的環保禁令；西周以後，幾乎曆朝曆代都有環境保護的法律、法令。古代的環境保護法律、法令涉及麵很廣，內容豐富。有關於“四時之禁”的法規，關於建立禁樵、禁獵的自然環境保護區的法令，關於保護城市環境的法令，關於禁止“竭澤而漁”、“焚林而獵”的法令，關於保護“孕獸”和禁止宰殺牛馬的法律、法令，關於保護水源、河堤的法律，關於植樹造林的法令，關於放生、禁屠的法令等。其中“四時之禁”的法律規範最為係統、最為具體，並且其曆史影響也最大。“四時之禁”體現了三個原則：一是“不夭其生，不絕其長”。即尊重動植物的生存權，不能縮短動植物的生命，不能妨礙它們的生長發育和繁衍；隻有如此，才能使萬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二是“養之有道，取之有時”。“養之有道”就是要求農業生產順應四季氣候變化的節律和動植物自身生長發育的規律，也就是古人所說的“順天時”、“順物之性”。“取之有時”又稱為“以時禁發”，就是隻能在特定的季節砍伐樹木、捕魚、狩獵。三是“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就是要把人們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行為限定在一定範圍之內，取物“不盡物”，禁止“竭澤而漁”和“暴殄天物”。可以說，維護生態係統的再生能力，保護動植物正常生長、繁衍，從而實現資源持續利用，就是我國古代環境立法的基本精神。
第五，莊子認為自然之美是“大美”、“至美”、“真美”，把“自然”、“樸素”、“樸真”作為審美價值標準，把“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作為最高的審美追求；把“既雕既琢，複歸於樸”作為藝術創作的基本原則。魏晉玄學家崇尚自然，縱情山水，大大地發展了古人對大自然的審美價值的認識。先秦道家的“貴真”、“崇樸”和魏晉玄學的“崇尚自然”的美學思想在古代被轉化為“宛若天成”、“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不假雕琢，渾然天成”等壘石造園、書法繪畫的藝術原則，對古代園林和繪畫等藝術實踐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三、中國古代環境文化的現代價值
盡管中國古代環境文化是傳統農業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產物，與神權思想、君主專製製度有密切的關聯，帶有明顯的曆史局限性；但其不僅在中國古代環境保護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對當代人類緩解環境危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中國古代環境文化的現代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中國古代的天人和諧思想，既可以克服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偏頗，又可以彌補“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缺陷，對其加以現代轉化可以為建設生態文明提供哲學基礎。
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是現代環境文化的發祥地，現代西方學者不僅對近代以來占主導地位的“人類中心主義”進行了改良，提出了“弱人類中心主義”；而且創立了多種形式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體係，為人類構建環境文化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重大的理論貢獻；但我們也要看到，西方並未形成被多數人接受的環境文化體係；不僅陷入了“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新的二元對立；而且在“非人類中心主義”內部也存在著“個體論”與“整體論”的爭論。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環境危機的深層次思想根源，是不可取的；“非人類中心主義”也存在一些嚴重的理論缺陷；“非人類中心主義”者往往過分誇大人與自然的統一，忽視自然與人對立的一麵，否定了人類改造自然的合理性；一些激進生態主義者在肯定自然存在物的內在價值的同時，卻走向貶低人的價值，甚至走向拒斥人、敵視人的另一個極端。再如，動物解放論者、動物權利論者和生物中心主義者從西方的“個體主義”出發，一般隻關心動物個體的權利或利益。這種理論不僅不能為人類構建真正和諧的生態共同體提供理論支撐，而且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對個體動物以特殊的保護往往會威脅生態平衡。中國古代環境思想，特別是儒家的環境思想，重視整體，反對走極端，強調既“盡人之性”，又“盡物之性”，主張天人兼顧，天人和諧。這是一種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與當代被人們普遍認同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可持續發展理論不謀而合，比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更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接受性。
第二，中國古代的“泛愛”思想可以成為現代環境倫理的重要道德資源。
中國古代環境文化不僅在理論上肯定一切生命存在物的內在價值，主張關愛一切生命，而且在道德實踐層麵上，較好地解決人與自然物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中國古人發現了兩個道德實踐的矛盾與衝突：一是《呂氏春秋·愛類篇》提出的愛物不愛人的問題；二是程顥在《放蠍頌》中提出的對於毒蠍“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的兩難問題。在唐代，武則天曾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禁屠”政策，出現了保護動物與妨礙老百姓正常生活的矛盾問題。中國古人對這些現實矛盾及其解決辦法進行了探討，提出了天人兼顧、成己成物的指導思想及比較平實、可操作性強、容易被多數人接受的解決辦法。這些對於我們今天建構環境倫理體係是十分有益的。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我國古代崇尚節儉的美德是克服現代消費主義時弊的一劑良藥。墨家以“尚儉”為本，道家以“慈”、“儉”為寶，儒家以恭儉為宗。一些開明帝王、賢臣良相以節儉為治國安邦之道。我國這一優良傳統，不僅在古代對於遏製統治者大興土木，奢侈無度的行為起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在現代也是人類抑製高消費、高浪費，回歸簡樸生活方式的道德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