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安啟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學報主編、教授）
一、以生態價值標準反思和總結改革開放30年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之際，學術界圍繞能不能反思這30年、如何反思這30年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交鋒。第一個問題應當說其本身不應當成為一個問題。21世紀的中國是注重政治文明、政治民主的國家，應當允許人們對任何重大問題進行理性反思，包括對改革開放30年的反思。然而學術界一些人極度排斥“反思”，亂扣帽子，亂打棍子，這本身有違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第二個問題才是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總結和反思改革開放30年，需要正確的價值標準。改革開放30年是20世紀中國出現的最重大的社會變革之一，用一種尺度無法進行全麵的、客觀的評價。我們認為應當用曆史進步的價值標準，即生產力標準、倫理標準和生態標準進行全麵的總結和評價。在這裏，我們對前兩個方麵的評價、總結存而不論，僅僅從生態價值標準來評價，可以說這30年既取得了偉大的進步，又付出了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巨大代價。實事求是地講，至少在前20年，我國沿襲了西方工業化的老路，單純追求GDP 的高增長，重視經濟的數量增長，忽視了經濟質量的提高；重視經濟效益，忽視環境效益。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個人、集體、國家一齊上，“有水快流”的資源開發指導思想的影響下，一些資源豐富的地區，出現了“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無序局麵，造成了自然資源的重大浪費和嚴重的生態破壞。從全國範圍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瓶頸之一。有幸的是，我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這30年，黨中央及時地發現了問題，並在理論上和政策上作出了重大的調整，先後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科學發展觀等戰略思想和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任務、在西部地區實施了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這是這30年我國在生態環境建設方麵的偉大進步。理論工作者應當在反思30年的過程中，自覺地為宣傳、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生態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
經過近3年的探討，我們認為中國古人創造了豐富的環境文化思想，總結這份珍貴的遺產，可以為我們今天貫徹科學發展，建設生態文明提供文化資源。
二、中國古代環境文化的特點
並非所有的現代新思想、新觀念都是中國“古已有之”，但在環境文化領域卻是一個例外，現代人類的環境文化、生態文明之根確實在中國、在東方。中國古代不僅創造了深邃的環境哲學思想，而且創造了豐富的環境倫理、環境法學、自然美學思想；並從西周開始一直到清朝，各個朝代幾乎都設置了環境管理和保護機構，積累了許多環保經驗。
從曆史文獻的有關記載來看，我國古代的環境保護法可能發端於夏代，傳說夏朝有“禹之禁”，即春季不許砍伐樹木，夏季不許用網捕魚的禁令。商代已出現了環境倫理觀念，商湯“網開三麵”成為千古之美談；西周王朝高度重視環境保護，不僅根據四季氣候變化製定了保護樹木、鳥獸魚蟲的禁令，而且設置了山虞、川衡、澤虞、澤衡等管理機構。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興起，諸子紛紛著書立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中國古代的環境哲學思想、環境倫理學思想、環境法學思想、環境美學思想幾乎都是在這一時期創立的。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隨著佛教的廣泛傳播及其中國化，給我國古代環境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新的活力；眾生平等、不殺生、素食主義等思想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和中國化，中國古代的環境文化就不可能達到至今仍令世人驚歎的水平和境界。宋明時期的理學家進一步發展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仁民愛物”的環境倫理思想，特別是張載提出了“民胞物與”，即把老百姓看做是自己的同胞，把自然物看做是自己朋友的思想，把中國古代的環境倫理提高到20世紀西方學者才能達到的精神境界。
與西方相比較，中國古代環境文化至少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以“天人合一”為邏輯前提。
中國古代雖然有“明天人之分”的思想，但占主導地位的哲學思想則是“天人合一”世界觀。“天人合一”命題的內涵相當複雜，古代思想家對“天人合一”的詮釋各異，儒家偏重於以天合人，更具人文精神；道家偏重於以人合天，更具自然主義色彩，並且它們都帶有明顯的曆史局限性；但他們主張人與自然界同根、同源，息息相關，是一個有機的生命共同體，強調尊重自然、效法自然、親近自然、回歸自然，注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卻十分珍貴，它為中國古代的環境文化奠定了厚重的哲學基礎。
第二，以“天人和諧”為價值理想。
儒家提出“人貴”思想，高揚人的價值，但又主張“天人一體”、“仁民愛物”，肯定自然和動植物的生命價值，並未導致西方人類中心主義征服自然、主宰世界的偏頗觀點。道家主張“道法自然”、“與天為一”、“物無貴賤”、“自然無為”；但他們又充分肯定人的個體生命價值和精神自由，也不同於西方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古代主流價值觀既非“人類中心主義”，又非“非人類中心主義”，而是“天人和諧”論。天人兼顧論、“成己成物”是中華民族所創造的極具現代意義的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核心價值觀。
第三，以“泛愛”為道德特點。
西方傳統倫理思想主要是人際倫理，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西方環境倫理才擴大了倫理的界限，把道德關懷逐步賦予動物、生物和生態係統。中國古代倫理思想與西方不同，從商湯開始，就把道德關懷擴大到禽獸、草木，從未把道德範圍局限在人與人和人與社會之間。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顯著特點就是“泛愛”、“普愛”，它從形成時期開始就具有環境倫理的特性。儒家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提出“泛愛眾而親仁”的思想，名家代表人物惠施進一步明確提出“泛愛萬物”的思想；漢代董仲舒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泛愛群生”；桓寬提出了“普愛無私”的觀點，到了宋代，衛湜、胡三省等把孔子的“泛愛眾”直接詮釋為“泛愛一切”、“無所不愛”。佛教更是主張慈悲為懷，普度眾生。道教倡導“慈心於物”、“慈心一切”的道德關懷。因此，我們可以說“泛愛”是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基本特點。孔子的有差等的“泛愛”思想在中國古代倫理體係中也占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