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認為自然就是美，“生而美者，人與之鑒，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則陽》）天生就美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美的，隻有當別人把鏡子給她，才知道自己是美的，這是自然本性的呈現。就像聖人一樣愛人而從未意識到，當別人告訴他時，仍然是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皆出於本性。可見，在莊子的思想中“自然”即是“美”，“美”的本質就是自然而然，它既非人為造作，也不是刻意為之。所以，天地自然往往被莊子視為“美”的最高狀態，“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天道》）、“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刻意》）、“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天道》）。
莊子不僅在追求“美”，而且在追求“大美”。這裏的“大”不同於西方美學中所謂的崇高，而是從宇宙自然角度所體驗的自然之美，是超越了有限的無限之美。莊子以“大”來形容“美”是其“道”論在審美問題上的具體運用。“道”遍在於宇宙世界，自然而然又無形無象，“大”的超越性和意象性恰恰體現了“道”的以上特點。更進一步，“大”意味著對具體之物的特殊界限和範圍的超越，體現了不為一切有限事物所束縛的最大的自由。在《秋水》中，莊子通過北海若與河伯的對話傳遞了這一信息，“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此時河伯是“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可當他見到大海時，才知自己“美則美矣，而未大矣”。北海若之所以指出河伯雖已是“美”，但卻不是“大美”的原因在於河伯的局限，河伯以為自己的有限空間被水充滿便是美，而不知還有大的望不見盡頭的無邊無際的景象。這種無邊無際望不到盡頭的“美”便是“大美”，是突破一己局限而達致無限境地的自然而然。因此，在莊子思想中，自然的就是美的，自然就是美，而且無邊無際的天地自然是一種最大的美，是無限的美，是“大美”，也是至美莊子的這種審美思想對以後中國的美學觀念有巨大的影響，包括對中國的藝術精神也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莊子的理想人格在審美方麵的表現就是“原天地之美”（《知北遊》）、“備於天地之美”（《天下》），而與世俗之人的“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的審美活動迥然有別。從莊子的用詞上，即可看出，古之人與今之人、理想之人與世俗之人對“美”的理解的差異。古之人、體道的理想之人求美的原則是“原”、“備”，而“原”、“備”皆有順承因任之意，沒有主觀妄為和強為，沒有心計思謀，沒有為美之心，從不誇耀和自我標榜，既不顯諸於人也不藏諸於己，皆是自然而然，體現了對宇宙大道的體認，追求的是與自然之道的融合。因此，這種“美”是真正的道之“美”、是囊括了天地萬物“眾美”的周全之美。這種美不是一曲之士所求的世俗之美，不是限於一隅的偏見之美，而是宇宙之大美，是體現了自然的純美，是素樸自然之美。而今之俗人的“判”美則鮮明地強調人的參與和主觀活動，是一種主客體對立化思維模式的形象表達。“判”指判定、裁決，內在蘊涵著“誰在以什麼樣的標準對什麼進行判定或裁決”，而判定的結果必然涉及是非問題。由“判”所衍生出的這些問題恰恰是莊子在竭力追問和反思的。今之人，由判定而來的美肯定帶有判定者的個體性因素，自然之美的純樸周全將不複存在。
“判”美是與自然素樸之美相對的人偽而製造的人工之美，在莊子看來，人工之美是“一曲之美”、殘缺之美，就像東施效顰一樣，東施隻“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天運》），試圖人為的矯造出美。結果蹙顰不但沒有被視為一種美，反而受人嘲笑，正在於她的效顰之美不是發於自然，而是有意人為。西施蹙顰是因其病，蹙顰是自然的流露，這種狀態下是一種自然之美。在這一故事中莊子對美的探索已經又深入了一步，他不僅在問什麼是真正的美，而且還在問隱藏在這種美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在莊子看來，自然既是美又是美的本質和原因。美之所以為美源於自然。莊子力求穿透美之表麵現象，而深入其內部深究現象背後的本質、原因。正像《德充符》中小豬與死母的關係。小豬見母死而逃，因為子愛其母，不是愛母之形，而是愛使其形者。莊子認為美與愛一樣，都不是表象的、形式化的、人為化的東西，真正的美是有其內在精神，發自於內心的自然情感的真實流露。子與母之間的愛不是形式上的牽扯，而是生發於內部的自然情感，正由於此，莊子認為子之事親是命也，而不是儒家形式化的道德規範所規定和強化的。正像儒家的形式化道德對人的自然德性的破壞一樣，人為製造的美往往是對自然素樸之美的破壞。因此，對損害和違背自然的人偽之舉，所謂的人工之美，莊子進行了激烈的批判，“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馬蹄》）
在莊子看來，真正的“大美”不僅與人偽的殘缺之美對立，而且也不同於個己之見的“自美”，《山木》中“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以自為美、以己為美和人偽之美一樣，都是“一曲之美”，它產生於個體的偏見和成心，既缺乏自然之美的素樸純然，也沒有自然之美的周遍全，更缺乏自然美的無識無心（自美者是一己之偏心所見）。因此，莊子說自美者而人不知到底其美在何處，隻是一種自我欣賞，不會獲得他人的認同。
莊子雖認為美即是自然、真樸，主張“原天地之美”，反對一曲的人偽之美和有心為之的一己之美，但並不是對所有的人為之美皆一味的全部排斥。對那些“既雕既琢，複歸於樸”（《山木》）的人為之美，莊子持肯定的態度。在《山木》中講到工匠北宮奢替衛靈公鑄鍾，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鑄成“上下之繇”的大鍾，被人所稱道。究其原因正由於“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隨其自然。在《莊子》中，人為所造的人工之美有兩種區分。一種指複樸的人工之美，是順任自然，隨物之性，向自然回歸的人為之美。這種人為之美，力求做到自然，與自然符合可謂是美，卻絕不是至美、大美。從《天道》中舜對堯之政的評價可見兩種美之差異。舜說堯之政，“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雖然“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但這是刻意用心而為之，不是出於自然之情，所以，舜指出，隻有“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愛民憂民應像日月之普照，雲雨之施行般自然而然，這才是大美，是與天相合之美，而堯的施政也是美，但卻是與人相合之美。這兩種“美”無論從範圍還是境界而言，都有著極大的差異。另一種是人為而違背自然的“殉物”舉動，即有心師學而卻有違於自然的失去本真的妄意行為，正如“東施效顰”。對前一種人為活動莊子或多或少有所肯定，但絕不讚揚；而對後一種舉動則是竭力批評和遏製的。所以，莊子的“美”有兩條實現途徑，一是指事物自然本性直接呈現的天然自然之美，這種美由事物自然本性所決定，人隻要順承即可；二是通過人為努力創設的人工自然之美，這種美是由人為向自然真樸的靠近來實現。對這兩種“美”而言，“自然”無疑是“美”的本質和靈魂。
莊子以自然之美為真正的美、最大的美，這種自然之美不是簡單地對自然狀態的描述，更是得道之人體認這種自然之美的精神境界。由這種美必產生樂，有大美便有大樂，得至美帶來得是至樂，“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者，謂之至人”（《田子方》）。至樂是與道、與天相融之樂，即“天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道》），能夠達到天樂，與天和順，便是體道、和道、與道為一，“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道》）、“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道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道》）。與天和順、與道隨化即可以任生命之情，安生命之變，自然而然，天性純備，“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為天樂”（《天運》）。對“至樂”、“天樂”的讚揚和向往表明，莊子並不是沒有情感、缺乏快樂的人。他的生命中充滿了情感和快樂，隻是他的情感與快樂，不是世俗的情感和快樂，不是感官刺激的快樂，而是超越了世俗感官之樂和偏私之情，追求與天、道融合的大情、至樂，這正是莊子的“哀樂不能入”（《大宗師》）的含義，即拋棄和超越世俗感官之樂，“以求得到由根源之美而來的人生根源之樂”。
莊子的“美”不但與樂相合，且與自由相通。得自然之美，便有自然之樂；生命有了自然之美與樂，可謂自由的實現。“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逍遙遊》），神人既有美的形體，又有自由的品質，是美與自由統一的形象化描述。在《莊子》中美即自由，自由便是美。“莊子理想中的美，是合於自然的天地之美，莊子稱之為‘大美’或‘至美’。莊子認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天地之所以有大美，是因為天地體道而行，自然無為，不帶有實用的目的，自由無限，這就是美。”美、自然、自由三者是貫通而實質相通。對美與自由的貫通和崇尚使莊子的生命哲學具有藝術性的傾向。莊子以藝術的審美態度審視現實，以藝術的審美形式反叛現實，以此追求生命的自由。由此，莊子的生命最高境界即是一種審美的藝術自由境界，此境界中“道”與藝術中最高的意境是相通的。正如徐複觀指出，“當莊子把它（指道）當做人生的體驗而加以陳述，我們應對於這種人生體驗而得到了悟時，這便是徹頭徹尾的藝術境界。並且對中國藝術的發展，於不識不知中，曾經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道的境界成為藝術化的境界，而要達到這種境界，莊子認為必須有特殊的修養功夫，使生命處於身心合一，形神不二，物我相合的“用誌不分，乃凝於神”（《達生》）的狀態中。即超越於世俗功利之上，專心沉靜於所從事的活動中，超越主客體間的界限與物我之間的分立，使我融於物，物中有我。這從莊子的許多故事中皆可看出。庖丁解牛（《養生主》）、梓慶削木（《達生》）、輪扁斫輪（《天道》）、佝僂者承蜩（《達生》）、津人操舟（《達生》）、大馬之捶鉤者（《知北遊》）等，這些工匠們在展開自己的工作時，都是聚精凝神，心誌不二，他們的工作都不僅僅是技術性操作，而成為由技上升為道的藝術性審美體驗。在莊子看來，這些工匠的活動過程正是生命境界的提升過程，是生命超越世俗由不自由到自由、有待到無待的過程。
所以，莊子的“美”作為自然之美，既是實然狀態的描述，又是應然境界的感悟，是存在的本然狀態之美，更是生命對其體認後的境界美、人格精神美。在這種美的精神體驗中，生命價值被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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