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底，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斷，美國為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要台灣當局從金門、馬祖撤軍，妄圖使台灣海峽成為一道隔絕大陸與台灣的天然屏障。此種複雜的情勢下，毛澤東一方麵在1958年8月炮擊金門的戰鬥中，運用“直接對蔣，間接對美，聯蔣反美”的策略，既進行炮擊又不急於拿下金、馬，有意識地將金、馬留給蔣介石當局，以保留一條連接大陸同台灣的紐帶。另一方麵，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和《再告台灣同胞書》兩個文告，強烈譴責美國政府堅持侵略台灣的立場和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同時希望台灣當局以和為貴，以愛國為重，提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結束兩岸對峙，舉行談判的建議。並告誡台灣當局：“希望你們不要屈服於美國人的壓力，隨人俯仰，喪失主權，最後走到存身無地，被人丟到大海裏去。”按著，毛澤東提出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若於重要原則，特別是提出台灣的軍隊可以保全，可以搞他的一套，讓他搞三民主義的設想。60年代初，周恩來把這些原則概括為“一綱四目”的方針。這就是：一綱是台灣必須回歸祖國；四目包括；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由蔣決定；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由中央撥付（當時台灣每年有8億美元的赤字，毛澤東表示，8億美元我們可以給）；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協商解決；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表達了對代代相接完成極國統一大業的真誠願望，提出台灣寧可放在蔣氏手裏，不能落到美國人手裏。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台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問題總要有個想法。逐步地創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70年代初，毛澤東、周恩來以高超的鬥爭藝術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在1972年2月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中，中方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美方聲明承認隻有一個中國，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琪標。這就為在解決台灣問題上排除國外勢力的幹擾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據。
此後，由於國民黨統治當局的錯誤政策，加上美國的暗中支持，和平統一台灣的設想沒能向前推進。但是，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這輩子如看不到祖國統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隻要把種播好，把路開得對了就行”。
2.“一國良製”構想的提出成功實踐
為實現前人的夙願，鄧小平堅定不移地維護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完成祖國統一的神聖事業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明確地指出；“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中國的統一是全中國人民的願望，是一百幾十年的願望，一個半世紀了嘛！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統一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明確提出，將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作為我們黨和國家三大曆史任務來完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鄭重表示；“統一祖國這樣一個關係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務，現在擺在我們大家的麵前，誰也不能回避，誰也不應回避。如果我們還不盡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麵，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我們何以告慰於列祖列宗，何以自解於子孫後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黃帝子孫，誰願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
新時期“一國兩製”的構想同樣是從解決台灣問題開始提出的。1978年下半年，中美兩國開始關於建交問題的談判。兩國建交的最大障礙是台灣問題。出於有利我國長遠發展的戰略思考，在中美談判過程中鄧小平提出了按照“一國兩製”方針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初構想。1979年1月中美建交後，和平統一台灣的問題再次有了可能性。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中美正式建交的同一天，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宣布了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在向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代表中國政府把中央的對台政策概括為“九條方針”。其中把尊重台灣的現狀和現行製度，具體概括為“三個不變”、“六個不受侵犯”。即：台灣現行社會、經濟製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國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一國兩製”的構想進一步具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