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發展不可能像涅瓦大街那樣筆直。有了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並不能一勞永逸地保證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隨著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特別是在重大的曆史轉變時期，麵對曆史際遇的客觀因素以及實踐主體的主觀因素等複雜情況，主觀脫離客觀，理論脫離實際是有可能的。建國以來我們黨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就經曆了成功與失誤以及從失誤中總結經驗重新奮起的曲折曆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經曆了一個挫折與失落以及重新恢複與確立的過程。
1.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背離與失落
在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進入了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黨和毛澤東運用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規律，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黨的八大科學地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社會關係和社會矛盾的新變化，正確地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使我國盡快地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黨和毛澤東以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指導，深入調查研究，探索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內在聯係。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係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以及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這些豐富的理論成果，開了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之先河。
由於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迅速到來，我們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新課題，思想理論準備不足和經驗不夠；也由於在長期革命戰爭環境下形成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新形勢下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加之在一係列巨大成就麵前所滋長的驕傲自滿情緒，使黨在指導思想上就有可能脫離實際而產生主觀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在1955年12月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所寫的序言中說：“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雖然他也一般地反對超越客觀情況勉強做實在做不到的事情，但他強調的重點是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特別是把當時比較穩妥的正確主張看作是右傾保守思想。毛澤東在該書序言中提出：“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麵作怪，使許多方麵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理論上的偏頗體現在經濟建設的做法上，就是脫離客觀實際和現實可能，盲目追求高指標；忽視現實條件和客觀規律，盲目追求高速度。這種脫離實際、急於求成的高指標和高速度，造成了1956年職工人數增加過快、信貸發放增長過快、供需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195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經過周恩來、陳雲等的努力，對經濟建設中急躁冒進的傾向進行了糾正，決定我國的經濟發展要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6月20日，《人民日報》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發表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使經濟建設中急躁冒進的勢頭得到了遏止。毛澤東對反冒進是有所保留的。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之後，毛澤東認為反冒進給右派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進攻提供了口實，因而在1958年的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上，反複批判反冒進。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問題上有兩種思想、兩種方法、兩條路線的鬥爭，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離右派隻有50米了，以後不要再提反冒進。在這種思想支配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製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要求以政治掛帥和群眾運動的方式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建設中的主觀主義嚴重泛濫。與發展生產力上急於求成相伴生，又急於將多種形式的所有製結構改變為單一形式的所有製結構。這種經濟建設和所有製變革方麵的急於求成、一味求純的錯誤做法，超越了我國的實際國情，不但沒有促進經濟的迅速發展，反而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大量浪費，使我國的經濟秩序和經濟生活陷入嚴重混亂。
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黨和毛澤東有所察覺，並采取措施作了一些調整。但毛澤東認為這隻是具體工作的失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而不是指導思想的錯誤。因此，當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反映實際情況，提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把黨長期以來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這樣的尖銳批評時，毛澤東認為這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進攻，並錯誤地發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但在違背客觀規律而受到懲罰後，黨和毛澤東逐步清醒，從1959年底開始號召並帶領幹部學習、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經濟建設規律，並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反思和糾正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在1961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回顧前一時期的工作情況並作自我批評，指出我們做工作要有三條：一是情況明，二是決心大，三是方法對。情況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都無從談起。情況明，就是要做調查研究。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但是最近幾年，調查研究做得少了，不大了解情況，大概是官做大了，不摸底了。他號召堅持實事求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把1961年作為“實事求是”年和“調查研究”年。在經曆了經濟建設的挫折和失誤之後，在重新倡導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和規律等問題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但由於經濟建設指導思想和總體思路上的誤區始終沒有得到根本糾正，決定了毛澤東的這種探索很難取得突破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