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都是在總結曆史的和新的實踐經驗基礎上形成並不斷完善的，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黨的理論不是憑空產生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都維係於黨的實踐。隻有經過黨的集體奮鬥，長期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在不斷總結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達到理論上的升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講到自己的著作時就說過：“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思想，是千百萬的先烈用鮮血寫出來的，是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結晶。”他在同周世釗談論中國革命曲折曆程時說，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到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時，“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的正確思想體係，可說已到了成熟的地步了。於是，大家覺得很有必要給這種思想體係安個名稱。”他說：“黨中央當時確定把這種正確思想體係叫做‘毛澤東思想’，決不是說‘毛澤東思想’就完全是我一個人的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正確思想在內的。明確地說，‘毛澤東思想’是包括我們這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正確思想在內的思想，隻不過是用我的名字來代替罷了。但我一直不同意用我的名字來代替。我曾多次批示不用‘毛澤東思想’，而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是他們不聽，這叫我有什麼辦法呢？當然，在這種正確思想體係裏麵，我的東西可能要多一點。”後來他在談到抗日戰爭時期寫的諸如《新民主主義論》等著述時說：這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這些都生動反映了我們黨的理論產生的曆史特點。同樣，1956年以後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其中包括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這一切都為第二次飛躍作了曆史的和理論的準備。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後製定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正是從總結“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入手，進而總結建國以來幾十年的經驗，逐步形成了比較係統、完整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由此可見，毛澤東、鄧小平都是總結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並且進行比較，才逐步掌握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規律，寫出有指導意義的科學著作。在這裏，總結反麵的經驗尤為重要，正是錯誤和失敗使客觀事物的矛盾得到充分暴露，有助於人們通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正確認識客觀規律。
最後，都是探索自己建設道路的同一曆史過程的發展階段，是“始於毛，成於鄧”的。在我們黨內，對於蘇聯體製模式和經濟發展戰略方麵的弊端，最早覺察到的是毛澤東。他對建國初期照抄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斯大林逝世後，蘇聯一係列深層次的問題暴露出來，這更使他覺察到蘇聯經驗並非十全十美。1955年底，即在蘇共二十大召開之前，他就在中央領導集體的小範圍內，提出了“以蘇為鑒”的思想。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著手總結自己的經驗，尋求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曾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應該說，“走自己的道路”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開啟了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先河。當然，毛澤東在探索中提出的思想觀點，有的是成熟的和比較成熟的，有的提出了沒有做好，有的提出了沒有堅持甚至後退了。由於這種探索本身所代表的正確的發展趨向還不成熟、不徹底，以致在它隨後的進程中受到逆向發展的暫時壓抑。但所有這些，都為後來不斷開拓，完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起了有益的借鑒作用。“始於毛，成於鄧”，是對我們黨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一曆史過程的恰當概括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