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要求，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兩次曆史性飛躍近代中國的曆史經驗表明，隻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指導中國人民革命惟一正確的思想武器；而黨的鬥爭經驗又告訴我們，僅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是不夠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重要的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由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特定的曆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大特殊性，使中國革命和建設都麵臨著需要依靠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解決的各種複雜問題。同時，又由於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占多數的國度，與這種生產方式相聯係的主觀性、片麵性和絕對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響黨的隊伍。長期以來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就是這種思想影響的突出表現。這不能不極大地增加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正確運用的難度。黨在探索中國革命與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所經曆的艱難曲折和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價，都多少同這種主觀主義的思想根源相聯係。由此可見，毛澤東、鄧小平緊緊抓住黨內思想方法上兩條路線的對立，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而不是以教條主義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對於確立和堅持黨的正確的思想原則，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八十多年來黨的曆史經驗表明，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曆史發展的一個本質特征。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持續不斷地為之探索和加以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如果說，從李大釗最早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到大革命時期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認識並實踐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那麼，毛澤東在1930年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則是更自覺、更深刻地闡述並倡導了這一思想原則。這篇文章的重要價值在於：第一，鮮明地反對了教條主義思想，提出了“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觀點。雖然這時王明教條主義路線的錯誤還未出現，但黨內已經存在依靠共產國際給我們寫決議，給我們寫綱領，向我們作指示等等問題。中國革命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形，還是依靠外國同誌了解中國情形？這確是關係到中國黨和革命的命運與前途問題。毛澤東這個觀點的提出及其實踐，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實際上蘊涵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這樣豐富的內容。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把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付諸實踐，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三者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可以說，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在這篇文章中已有了較深刻的體現。第二，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的橋梁和中間環節提了出來。實事求是即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與建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的哲學高度來認識。他強調要“使同誌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後來他又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來加以強調。
中國共產黨人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際解決了要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我們黨的理論和實踐經驗表明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是包括要不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和如何實現這一指導這樣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麵。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關係中國革命興衰成敗的至為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提出全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這個曆史性的課題，就是從確立指導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原則的高度上，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他曾把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概括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曆史，這無疑是對黨的曆史及其基本經驗的深刻總結，而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所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正是這種“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確立的這一思想原則，是我們黨在理論上成熟的重要標誌，從而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正如鄧小平所說：“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勝利的道路。”“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應當說，毛澤東一生的傑出貢獻以及他晚年的錯誤，都同堅持或違背他自己確立的這一思想原則緊密相關；在新時期，鄧小平首先從思想路線上撥亂反正入手，作為他領導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一個邏輯起點，也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