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時期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即鄧小平理論，是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重要標誌。對這一理論的探索，薄一波提出的“始於毛，成於鄧”的概括，恰當地評價了兩代領導核心對這項偉業的曆史性功績。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探索者，在建國初期，他對於尋找我們自己的建設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八大”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則進行了多方麵的、集中的探索。後來雖然發生了“左”的失誤，但是，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就其正確和比較正確方麵的趨勢來說，是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積累了探索的實踐經驗，這對於我們正在從事的這項事業來說是起了開拓性的積極作用，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意義。這些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擇要分述如下：
其一，提出了要“走自己的道路”的重要思想，開啟了對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先河。在我們黨內，對於蘇聯體製模式和經濟發展戰略方麵的弊端，最早察覺到的是毛澤東。他對建國初期照抄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斯大林逝世後，蘇聯一係列深層次的問題暴露出來，這更使他覺察到蘇聯經驗並非十全十美。1955年底，他就在中央領導集體的小範圍內，提出了“以蘇為鑒”的思想。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著手總結自己的經驗，尋求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曾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他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其二，創立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為社會主義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他運用對立統一規律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隻是這兩組基本矛盾不同於舊社會那樣的對抗性質，而是可以通過自身的調整求得解決。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這個理論實際上提出了社會主義改革的任務，對於我們今天仍然起著指導作用。鄧小平指出：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毛澤東還指出，在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之後，“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這就提出了黨的根本任務轉變問題。他還提出了關於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並著重闡明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思想。這對於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其三，在理論上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進行了探討。他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同時研究了國際經驗，將“進入社會主義”和“建成社會主義”加以明確區別；從事物發展部分質變的觀點出發，認為社會主義可能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建設不發達的社會主義要一百年或更長的時間，而建設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比建設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需要的時間更長。這些思想啟動了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鄧小平在談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就曾說它是“不發達階段”。
其四，提出逐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建國以後，毛澤東曾多次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問題，後來形成了兩步走的戰略步驟：第一步，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這是周恩來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思想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這成為沿用至今的四個現代化的標準提法。同時對於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他曾作過很有創見的設想。他說：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就了不起，那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這同鄧小平講的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在基本思路和時間設想上是一致的。
其五，強調了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根據國內主要矛盾轉化的新特點，提出現在的任務是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他在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提出，從今年起，“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注意”。在“四個現代化”提法形成的過程中，他又用“現代科學文化”（後改為現代科學技術）代替原來“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的提法。他還提出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宏大的技術幹部隊伍，要“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等問題。
其六，在經濟發展上，提出“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重要思想，提出了走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輕工業和重工業同時並舉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他提出的“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思想，“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以及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發展農村工業的思想，對我國經濟建設仍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其七，提出了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若幹設想。他對在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占優勢的前提下允許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存在的問題作了探討，提出“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要允許處在非法狀態的“地下工廠”、“地下商場”合法化，變成地上的，合法雇工，可以開夫妻店，也可以開私營大廠，還可以吸引華僑投資，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他甚至提出可以讓外國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山，向他們學技術。他在分配方麵鑒於蘇聯的教訓，提出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兼顧的原則。這時陳雲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著名思想，也是這方麵探索的重要成果。這時雖然還沒有直接提出經濟體製改革問題，但在理論上對蘇聯模式是一個突破。
其八，提出了涉及管理體製改革的一些設想。他根據我國建設的實踐經驗和國際經驗，針對在體製上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認為“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同時又要“顧全大局，互助互讓”。對向企業擴權的問題，提出“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要有點“獨立王國”。他還曾支持在一些工業、交通運輸部門試辦托拉斯的倡議。在企業內部管理上，總結出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經驗，把這作為改善企業管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