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粗放型經濟增長，可能帶來社會結構不協調。總體上說，我國社會結構要滯後於經濟結構的變化與調整，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結構，與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的社會結構不相協調以及社會結構內部存在種種偏差和不協調，是導致社會出現結構性緊張，產生社會矛盾和問題的主要根源所在。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社會階層結構等問題，尤其是城鄉結構問題，是社會結構矛盾的具體表征。進行社會體製改革、創新社會政策、加強社會建設、調整社會結構，是目前和未來時期麵臨的重要任務。社會結構性壓力，收入差距過大、中產階層規模過小、“三農”基礎不強、城鄉發展不平衡、資源和機會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不均衡等，最終涉及各個社會階層群體關係是否協調，涉及社會和諧穩定與否。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快社會建設，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城鄉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是應對各種社會結構壓力挑戰的重要選擇。
五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將使我國國際競爭力難以提升。國際經濟競爭的核心在於綜合國力的較量，而經濟實力則是綜合國力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將使我國在國際產業鏈中處於被動地位，從而降低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的總體格局中逐步承擔了重要角色，特別是中國廉價勞動力進入國際生產和貿易體係之後，明顯提高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潛力，引起要素市場和商品市場的相對價格發生改變，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國的加工工業已經成為國際產業鏈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但是，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仍處於被動地位，加工貿易的特點是“兩頭在外”，突出問題是前頭技術開發嚴重不足，關鍵技術大多掌握在外商手中，或者主要依靠引進，銷售和服務網絡也基本為外商所控製，利潤的大頭在別人手裏，我們隻是承擔中間加工或者組裝的任務，收取少量的加工費。同時，對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產品研發、銷售網絡、市場開拓等則重視不夠，不僅丟掉了利潤的大頭，而且嚴重製約了企業的長遠發展。
因此，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是經濟增長的一般趨勢，這個內在的規律性可以通過經濟增長方式的階段性演變反映出來，並展現出不同的特征。經濟增長的曆史過程中，首先表現為要素驅動階段，即資源經濟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基本生產要素，即廉價的勞力、土地、礦產等資源，特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主導產業。其後則為投資驅動階段，即資本經濟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大規模的投資及生產，特征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成為這一階段的主導產業。第三為創新驅動階段，即知識經濟階段，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來自於技術創新，經濟發展特征為知識密集型產業是該階段的主導產業。第四為財富驅動階段，即第三產業的分化階段，追求人的個性的全麵發展和生活享受，成為經濟發展的新的主動力，自然產業、精神產業和社會產業成為這一階段的主導產業。
從我國現實國情看，中國目前仍處於經濟增長的投資驅動階段，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主導產業，經濟增長仍然是以資本投入作為主要驅動因素，經濟效益仍然低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是當前正處於重要的經濟轉型期，要素數量投入型增長的傳統經濟體製和製度安排還在頑固發生作用，客觀上加大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難度。因此，中國對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與定位，理論上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是不僅要著眼於技術因素決定的效率，也要強調製度創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對增長方式內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也要研究生產要素的質量和效率提高的內在機製；三是要具體聯係中國所處的經濟增長階段，把握好增長方式轉變的時機和環境；四是要改變個別因素的一元決定論，代之以多元化的係統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