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根才站得穩
參天大樹立於天地一角，鬥轉星移間不問悲喜，飽經風雨，無懼無憂，不眠亦不休。任憑狂風暴雨如何凶猛，它都傲然挺立，接受自然的洗禮，不妥協、不低頭。
這份安穩緣於它深深紮入地裏的根，默默無語卻不可或缺。
人也是如此，在人世間安身立命，若是沒有紮實的根基，想要撐起自己的抱負，著實不易，不經意間的曲折蜿蜒都會將你嚇退。
1942年，中國還未從沉睡中蘇醒，經濟一片蕭條沒落。與此同時，擴展到全球範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熱愛和平的人們企盼著勝利的到來。
國內人民的生活異常艱辛，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們經受著嚴峻的考驗，在糧食與各種物資極其短缺的情況下忍耐著。
這一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竭盡全力完成一本著作。
費正清和陶孟和從嘉陵搭乘小火輪遠道而來，經過4天的顛簸勞累，終於抵達李莊鎮，看望林徽因與梁思成這兩位老朋友。
自1935年聖誕節分別以來，直到1942年9月在重慶相逢，這7年間不曾相聚，隻是通過書信講述各自的生活境遇。7年的光陰匆匆而過，友誼也愈加深厚牢固。
久別重逢的喜悅填滿了缺錢少糧的生活，他們緊握著彼此的雙手，心中有千言萬語，此刻卻很難發聲。
老朋友近乎原始人類穴居狀態的生存條件，驚呆了費正清。
中國學術界頂級的專家學者，一位身患絕症，一位身體殘疾，卻自動忽略了艱難的生存條件，專心致誌且不知疲倦地進行著手頭的工作。
破舊的房屋，簡陋到極致的家具擺設，唯一充足的是堆積在病床四周的資料和文稿。如果精神食糧真的可以充饑，林徽因和梁思成怕是最幸福的。
若不是親眼目睹，費正清絕對不會將眼前這個麵容枯槁的女人認作林徽因。
他憐惜自己的好友，同時也帶著萬般不解。
他說："我很讚賞你們的愛國熱情，可在這樣的地方做學問，也確實太難了，你們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要是美國人處在這樣的環境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而絕不是工作。西部淘金者們，麵對著金子的誘惑，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卻是設法使自己有舞廳和咖啡館。"
得知林徽因重病纏身，費正清極力建議她即刻前往美國治病，他會盡己所能來提供經濟上的幫助。
陶孟和也附和道："還是去蘭州吧，我的夫人也在那裏，西北地區幹爽的空氣有助於治好你的病。先把病治好了，再去寫你們的書。"
林徽因卻沒有動心，她隻是微笑著說："你們住上幾天，也許會有另一種看法。"
後來，費正清在他的《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一書中，滿腔感慨地談到當年去李莊訪問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情景：
梁家的生活仍像過去一樣始終充滿著錯綜複雜的情況，如今生活水準下降，使原來錯綜複雜的關係顯得基本和單純了，首先是傭人問題。由於工資太貴，大部分傭人都隻得辭退，隻留下一名女仆……這樣，思成就隻能在臥病於床的夫人指點下自行擔當大部分煮飯燒菜的家務事。
其次是性格問題。老太太（林徽因的母親"有她自己的生活習慣，抱怨為什麼一定要離開北京；思成喜歡吃辣的，而徽因喜歡吃酸的，等等。
…………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做客期間，她還是顯得生氣勃勃，像以前一樣，凡事都由她來管，別人還沒有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進餐，都吃得很慢；餐後我們開始聊天，趣味盎然，興致勃勃的徽因最為健談。
傍晚五時半便點起了蠟燭，或是類似植物油燈一類的燈具，這樣，八時半就上床了。沒有電話，僅有一架留聲機和幾張貝多芬、莫紮特的音樂唱片；有熱水瓶而無咖啡；有許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單但缺少洗滌用的肥皂；有鋼筆、鉛筆但沒有供書寫的紙張；有報紙但都是過時的。
你在這裏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牆壁上挖一個洞，拿到什麼用什麼，別的一無所想，結果便是過著一種聽憑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個星期，其中不少時間是由於嚴寒而躺在床上。我為我的朋友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表現出來的堅韌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動。
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麵接受了原始純樸的農民生活，一麵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
學者所承擔的社會職責，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在社會結構和對個人前途的期望中間。如果我的朋友們打破這種觀念，為了改善生活而用業餘時間去做木工、泥水匠或鉛管工，他們就會搞亂社會秩序，很快會喪失社會地位，即使不被人辱罵，也會成為人們非議的對象。
更讓費正清感到驚奇的是，在他感冒躺在床上休息時，林徽因竟滿懷深情地念詩給他聽。這是一種怎樣的人生態度啊，日子是苦的，可她卻有苦中作樂的心態。
她無懼苦難，因為她的根深植於中國的廣袤土地中，祖國的命脈與她相連，祖國的未來與她息息相關，她不會選擇逃避，隻會迎難而上。
費正清感慨地說："林，我已經明白了，你的事業在中國，你的根也在中國。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是一種不能移栽的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