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芝德
我的老家在陝北黃土高原大理河和小理河的彙合處一個中等規模的村子裏。村民喜歡栽樹，河畔上和水渠旁有不少手臂摟抱不住的大柳樹和老槐樹，從暮春到早秋，樹木茂盛，七八裏外就能看見村前有兩道綠茵茵的牆。小時候聽大人們說，老家到西安的路程是十八馬站。是到西安騎馬走18天呢？還是沿途有18個騾馬店，一直想不明白……
回家和出門走的通常是同一條路，不同的是起點和終點正好相反。沒有出門，也就不存在回家，我得把出門和回家連在一起說。
第一次到西安是在1977年10月。記得，頭一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恢複高考”的新聞，第二天，我接到了榆林地區文化部門發來的通知，讓我去西安參加“陝西省第二次文學藝術創作代表大會”，並要求我於第三日到綏德集中，我心裏很矛盾，但還是決定先免費到西安逛一回。到綏德後坐的是專車，起早摸黑走了兩天，到西安後已是滿城燈光。我在西安除了開會，倒是把西安的主要街道和公園轉了個遍。
開完會回去也是坐同一輛車，行駛了兩天到綏德，住一夜後，買票坐客車回家。這一次到西安，不像出門倒像旅遊，一路上吃、住、行不用操心。回家很快就參加了高考，並被西北大學錄取。到西安上大學才是我真正意義上的出門。
我家門口就是吳（堡）—靖（邊）公路，瀝青路麵，當時應算是很好的公路了。
這條公路好，原因有二：一是剛解放時，綏德專區的領導富有遠見，謀劃把綏德專區的公路修好，任務落實給建設科長蘇振榮，當時的科長相當於現在的局長。
此公與我五舅“文革”時分別遭遇冤案被判刑，在勞改廠住一個監室，成為無話不說的朋友。他的故事，都是我五舅生成告訴我的，極富傳奇色彩。蘇振榮在解放戰爭中，毛澤東曾親筆給他題詞：“支前模範”。他文化程度不高，在勞改廠除勞動改造外，主要做兩件事，一是不停地寫申訴書，二是研究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寫出不少筆記，很有心得。
蘇振榮接到綏德專區修建公路的任務後，經過勘察，做出預算，到陝西省政府彙報。省政府聽取彙報後表示，國家正在困難時期，沒有那麼多資金修路。蘇振榮不慌不忙地說：“我不和省上要錢，省上給我開介紹信，我到西北局去。”蘇振榮到西北局，得到了同樣的答複，他不甘心又上了北京。當時國務院有總理接待日，蘇振榮去那天，剛好是李富春副總理接待，李富春非常高興，對蘇振榮說：“天天盼老區人民來，今天總算盼來了。”聽了蘇振榮的彙報後，李富春副總理說：“那點錢能修多少路！”大筆一揮，批給了比預算多出不少的資金。蘇振榮別提有多高興啦！
有了修公路的資金，可綏德專區的領導犯了難，感到錢太多，花不完，蘇振榮有辦法，在會上出主意：“我們把公路修寬點，如果還花不完，就把一些鎮子的路也修了。”所以，建國初期，綏德專區的公路比好多地方的路況要好一些；二是1970年前後，中蘇關係緊張，中央軍委把這條路作為戰備路，又加寬加固了一次。所以，感到這條公路在當時已經是很好的了。這條公路現在好像還歸蘭州軍區管，現在老百姓還稱其為“戰備路”。說是公路，但當時在公路上跑的客車卻很少，這很少的客車又不在一般站點停車。往往讓坐車人感到很是不便。
1978年春天，我背著三四十斤行李，步行了35華裏，到縣教育局領取了30元路費，到汽車客運站去買票。每天從縣城到綏德隻發一趟客車，買票的人又很多，秩序很亂，售票處擠得一塌糊塗。這對我倒並不吃虧，我當時年輕力壯，擠了一會就買到了票。在縣城裏三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車又到了綏德，先到綏德城裏表姐家，把行李一放就去車站買票。
綏德是陝北交通樞紐，是汽車交通的大站，盡管買票得排隊，但也是亂哄哄的。我排了好長時間，好不容易買到了最後一張去延安的車票。那時坐的是老解放牌客車，坐了一整天才到延安。買第二天去銅川的汽車票已是不可能了，打聽好久，我找到了在延安城裏工作的表哥，就住到他家裏。一早和表哥一起去延安客運站排隊買到一張次日去銅川的車票。那時是計劃經濟時代，客運汽車不能跨地區營運，所以隻能從這一地市坐車到毗鄰地市。老解放牌客車又在公路上顛簸了一整天，腰酸背痛，腳腿都有些麻木，在銅川找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車到西安。從離家到西安，我用了六天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