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稅收伴隨著國家的誕生而出現後，它就不得不麵對征稅人與納稅人的矛盾，征稅與偷逃稅的矛盾，征納雙方圍繞著各自的目標和利益從此展開了持續的博弈。雖然征收者可以給自己的名目冠以種種光環，但人的自利性或如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的特性，使他們在麵對利益被分割時，幾乎本能地以種種方法予以回避、拖延或者少交乃至偷逃稅。而征稅方則依靠法律（近代以來）和強大的國家機器為後盾，對納稅人以威懾和利誘。因而雙方的博弈大多數是以征收方的獲勝而告一回合。雖然如此，和征收方理想的目標相比，稅收征收並不總是能實現理想的數額，對此，征收者隻能以道德譴責來作總結，並在稅率設計、技術操作上預先考慮納稅人的不遵從等因素，抬高征收計劃，強化管理力度，從而使征收成本提高，也使納稅人的負擔進一步增加。征納雙方的博弈就是這樣一年年一代代延續到了現在，古今中外大略如此。
時代進入21世紀，美國的三位經濟學家阿克爾洛夫、斯賓塞和斯蒂格利茨在研究信息經濟中，發現了信息不對稱這一“信息經濟的核心”，並因此而獲得2001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當人們運用這一理論檢視經濟生活中各個領域時，發現信息不對稱的現象比比皆是，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經濟活動中許多我們感覺到了，但卻無法上升到理論高度解釋的問題，其症結概在於此。再用這一理論觀察稅收博弈，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造成博弈的原因，除過人的自利、經濟人的特性以外，還與征納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有著相當深的關係。筆者認為，這其中起碼存在著兩種信息不對稱。
一種是征稅人對納稅人經濟信息了解的不對稱。征稅的依據是納稅人的資金運動和財產存量，無論征稅人采用什麼手段，要想對千千萬萬納稅人的資金、財產像納稅人自己那樣了如指掌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俗話所說，“買的不如賣的精”。因此，征稅人始終對納稅人存有戒心，有著申報不實，有逃稅動機的先驗認識。
而另一種不對稱則表現在納稅人對征稅人（政府）的法律法規規章信息乃至管理信息了解的不夠上。雖然征稅人也給納稅人提供法律依據，但納稅人不是專門從事這一工作，他們沒時間也沒有精力全麵及時搜集研究這方麵的信息；因此，他們對征稅人的依據總是抱著不信任的態度。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例如傳統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影響，有的執法部門也不願被對方識破自己的底牌。
這兩種不對稱的存在，就構成了雙方的互不信任，加劇了博弈的烈度以及征收的成本。盡管雙方自覺不自覺地認識到了這種不對稱給自己帶來的損失，因此都采取種種補救方法，例如，征方的調查、摸底、稽查，對不如實申報的處罰等；納方的搜集信息，研究決策動向等，但這種補救隻能達到暫時、階段性的對稱，隨時都會因新的因素加入而形成新的不對稱。
明乎於此，也就可以明白雙方博弈的根本的、深層的原因，也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博弈是永遠的，隻能企圖降低其烈度，而不能從根本上消滅博弈。但筆者將結論歸結於博弈不可避免並不是目的，隻不過是對事實的重新描繪而已。重點在於提醒博弈雙方，在經濟活動中，任何信息都是有價值的，信息本身就是市場，市場中存在摩擦和交易成本。因此征稅人應該注重加強信息化建設，保證信息來源的全麵及時準確；而納稅人也應該十分重視搜集信息，不要以為隻有技術資料才是信息，稅收資料同樣也是信息，舉凡各種公開的法律法規規章都應想方設法搜集，並進行研究，以選擇因應之道，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那些在這方麵掂不來輕重的人，常常最終要花大錢去彌補因為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違法違紀的損失。
除此而外，解決信息不對稱的治本措施則是製度建設和道德建設，但關於此，已有太多的篇章涉及，筆者再說就重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