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黨的十七大的時間節點上回顧改革開放的二十九年，以學者的眼光看執政黨關注的社會學科重點，不難發現有一個明顯的軌跡，這就是經濟—法律—社會。
這一軌跡有著堅硬的邏輯。剛從“文化大革命”災難中走出的中國人民和執政黨，擺在麵前的首要任務是恢複和發展千瘡百孔的經濟，以不被開除“球籍”。於是經濟和經濟學科，就成為實踐和理論的最重要課題，這篇文章足足作了二十多年，終於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首先建立了一個好的體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次充分調動了從每一個勞動者到各級政府和各種社會組織的積極性，使生產力如春潮一樣奔湧；第三，走出閉關鎖國的狀態，與世界合作，達到了共贏。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經濟從瀕臨破產到初步溫飽再到小康，如今正滿懷豪情地向現代化進發。
與市場經濟體製伴隨而來的是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和複雜的利益訴求，理順這些關係和矛盾，靠“人治”是不行的；於是，法治及法律學科，就成為執政黨實踐和理論重點研究的課題。以1999年憲法增加“國家實行依法治國”條款為標誌，“法治”成為中國各項工作的關鍵詞。從執政黨自覺地將自己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通過製定實施憲法和法律來實現，到“升鬥小民”也知道靠法律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我們看到，民主與法治已成為與市場經濟體製並列的支撐中國社會穩定的兩根支柱。
毋庸諱言，我國的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因而一段時間裏，我國的社會發展和治理也就存在失衡現象。其突出表現就是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也就是社會分配的不公平。因此，在提高效率的同時注重公平，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後，怎樣讓全體人民都能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就成為執政黨新的關注重點。從2002年以來，敏感的學者注意到，社會問題與社會科學正在成為熱點和顯學。將社會建設擺上日程，將解決民生問題作為公共財政的重點，將社會和諧作為發展目標，已成為黨的十六大以來特別是近期最熱門的話題和發展的重點。
稅收，作為執政黨和國家為國民提供公共福利和實現社會和諧的主要收入和重要工具，始終與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脈動同一節拍、同一軌跡。
我們看到，在注重經濟的高速發展時期，稅收轉化為財政建設資金，為國有資產的壯大提供了啟動資金；為國有企業的脫困、改製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支持。而在稅式支出方麵，則通過各項區別對待和優惠政策，給予了國有企業強有力的支持。如今，我國數以幾十萬億計的國有資產是以納稅人的義務和貢獻為支撐發展起來的。
而在國家發展進入依法治國的時期，稅收的管理也隨即進入了“依法治稅”的軌道，曾經傾斜但不公平的各種名目對國有企業的支持不再，轉而為對所有公私企業的一視同仁，轉而為對國家發展所需要的行業和高新技術的支持以及對後發地區的轉移支付與優惠。曾經“竭澤而漁”、“寅吃卯糧”的為計劃而收稅轉變為依法收稅。隻要做到依法應收盡收，哪怕完不成計劃也不用再擔心因此而受批評、受處罰。
當科學發展觀成為新的執政理念時，稅收也與時俱進。取消數千年曆史的農業稅成為一項惠及億萬農民的德政。公共財政體製初步定型，財政分配逐步向民生產品傾斜，向弱勢人群傾斜，向後發地區傾斜，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傾斜。而稅式支出更多地顯示出了它的人本情懷，例如對殘疾人就業的優惠，對下崗再就業的優惠，對西部開發的支持，以及提高增值稅、營業稅的起征點，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額等。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是對稅收用途與去向的高度概括，但揆之實際，在不同時期，它的用途是有側重的，反映到納稅人身上，其感覺也是各異的。如果說以前多是用於國強，用於長期利益、用於高端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話，那麼從今而後，隻要不發生極端的狀況，稅收的用項將更多地與普通納稅人的民生民權民富聯係起來。無疑，這是執政黨以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觀的社會政策的體現，必將受到億萬民眾的衷心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