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注重汲取以往成果。閱讀本書各章和檢索附錄“參考文獻書目”，不難發現作者對前人的有關研究成果幾乎搜覽無遺，這就使本書具有了廣博的基礎，避免了“孤陋寡聞”的尷尬。如在“廣東摧鋒軍”一章中，便列舉了大陸學者汪廷奎、胡昭曦，香港學人梁天錫及台灣學者李天鳴等人論著的見解；在考論“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一章時，則引述了兩岸孫克寬、蕭啟慶、李春圃、趙儷生、周良宵、陳學霖及唐長孺諸先生的相關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尊重前人成果，卻並不囿於成說，往往依據自己的研究，提出獨到的見解，以超越前人。如在“福建左翼軍”一章涉及蒲壽庚降元問題時，便肯定了蘇基朗教授的觀點：蒲氏的舉動乃是泉州地方勢力“以個人、家庭及地方的利益為依歸，與宗室派及抗元派爆發大衝突”的結果，又指出“這一看法扭轉了以往過於凸顯蒲壽庚以一人一姓之力降元，以及異族人在宋代楚材晉用的看法”。但作者並未簡單地停留在蘇基朗先生的見解上，而是從具體分析左翼軍入手，進一步論述地方勢力“麵對新舊政權交替之際，為維護自身及地區利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經過折衝與衝突的過程”。既使這一觀點得到充分的支撐，也從一個重要的方麵再現了這一段史實複雜曲折的曆程。
其三，分析和議論深入、中肯。作者顯然是一位功力深厚而又獨具慧眼的史家，在論述各章內容時，往往通過抽絲剝繭的手法，逐一揭示問題的成因所在，語言平實、可讀，既沒有生硬刻板的冬烘氣味，也不簡單地羅列大道理。如論述兩淮山水寨時，除了肯定其在抗擊金、蒙進犯上發揮的作用外，也從繁重的勞役、地方官的苛擾、地方和民眾利益的衝突、地方勢力的糾葛等等方麵，發掘兩淮山水寨所承受的困境，指出其在某些情況下曾出現態度複雜、擺動的現象。這便深化了傳統意義上對義軍的見解。對李全父子政治動向的分析，是從當時背景下的政治抉擇與經濟利益的影響兩方麵因素，實事求是地考察李全父子的完整變化過程，其最終蛻化結局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也突破了以往“或從民族大義的角度看待李全父子，或從農民起義角色討論李全興起的因素”的簡單化理解。李全不是徹頭徹尾的民族變節者，也不是崇高的反封建英雄，而是那個複雜變化時代崛起的地方領袖人物。需要強調的是，作者通過對諸多個案的分析，總結性地指出：在麵臨強大外患及內亂的威脅下，南宋政權接納了地方的武裝力量，創立新的製度，對北宋強幹弱支政策進行了一項重大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權不同的特質”。而地方武力不僅與南宋正規軍並存，更是支撐趙宋政權延續的武裝力量。這些結論，無疑準確地觸摸到兩宋政治發展及演變的重要經脈，深化了南宋史的研究。依我看來，作者不喜空論，注重史實及其完整性的研究特點，值得學習。
此外，史料豐富、詳實，也為本書一大特點。單單從著作中引用文獻資料之富，就能得到最好的說明。至於本書具有的其他方麵的諸多特色，就不一一列舉。
本書之所以能取得以上顯著的成就，當在於黃寬重先生長期專注於一個專題的探索，而心無旁騖，不追求浮光掠影式“大麵積”涉獵，這恰恰是當今學界所缺乏的真正意義上的研究精神。讀完本書，我受益匪淺，不僅對南宋曆史上發生過的地方武裝力量的許多問題，有了深入、完整的了解，而且對我現在正從事的宋代軍製的研究，也有頗多的啟發。
總之，本書的學術價值和彌補學界的不足，已見上述。不過，就南宋地方武力的所有問題而言，本書仍不可能完全論及，也就是說，仍留有許多空間可以繼續擴充。如南宋四川地方武裝等問題，便需要進一步探研。作者在自序中也指出：“南宋地方武力的名稱複雜，任務有別，牽涉的範圍廣泛，要進行全麵、完整且深入的研究並不容易。”但本書為這一專題的繼續研究，無疑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另外，本書也存在個別值得商討之處。如作者將茶商武力也視作南宋地方武裝，似可商榷。誠如本書所論，茶商之有武力，乃在於保護走私活動。故其應被視為南宋政府的敵對力量，這無論與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湖南飛虎軍，還是與交界地區的鎮撫使、兩淮山水寨，甚至與歸順宋廷的李全父子武裝，都具有不相同的性質。至於茶商走私武裝被收編到宋軍後的情況，則已與茶商武力本身關係不大。本書第313頁所提及的武休關，作者注在今陝西甾壩縣，此當為印刷之誤。陝西有留壩縣，而無甾壩縣，武休關也恰位於陝西留壩縣南。
（原文發表於《中國社會曆史評論》第五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