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時期，漕弊現象可以說達到了層出不窮、無以複加的地步。就連嘉慶皇帝也不得不承認道：地方官吏索取漕規，“以為賄賂權要、逢迎上司之用。甚至幕友長隨借此肥橐”；運丁則“以挑剔米色為詞，刁難勒?”；催漕運弁，“沿途俱有需索”；通州倉場衙門“又向弁丁等勒取使費”等等，以至於造成了“層層剝削，錙銖皆取於民，最為漕務之害”的結果。確如林則徐所指出：“凡漕船經由處所，與一切幹涉漕政衙門，在在皆有把持，幾於無一可恕。”同時代著名學者魏源的《都中吟》詩雲：“旗丁若鷺鷥，倉胥若漁父。得魚蘇鬆江，吐魚潞河浦。”魏源在這裏將江南農民的血汗形象化地比作河魚，而將敲詐地方的運丁比作鷺鷥，將勒索運丁的倉場官吏比作漁父。其實豈止是這些低下的胥吏、運丁如此，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們哪一個又不是嗜漕如命的饕餮之徒。
正是在上述漕弊的嚴重影響下，清代廣大農民背負了異常沉重的納漕負擔，特別是到清中葉之後，隨著朝政的日趨腐朽，這種負擔又進一步加重。如道光時，江蘇巡撫林則徐上奏反映：蘇、鬆、常、鎮四府及太倉一州，每年承擔漕糧正耗米150萬石，另有“漕贈”等項附加漕米30多萬石。在豐收之年，這些漕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如一旦“米少價昂”，則又“暗增一二百萬兩”，再加上地丁銀、漕項正耗銀二百數十萬兩，以至於“民間終歲勤動，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僅餘數鬥”。近年江南屢遇災荒，小民“朝夕不飽，輸納維艱”，不少人隻得買米交兌。再以浙江省為例：按照清製規定，浙江全省每年應上繳正額漕糧不過六十萬石。但在同治四年，僅杭州、嘉興及湖州三府一次裁汰的浮收漕糧量，就達到四十八萬六千石，另有相應取消的“浮收折色錢”二十四萬七千多串。這還隻是三個府的數字，並且不包括這三處地方仍保留下來的各種附加征收項目。以此局部數字觀之，浙江省農民因漕弊而額外增加的負擔，便遠遠超過漕糧正額本身。
清代漕弊的存在可謂禍國殃民，不僅極大地侵蝕了封建國家的賦稅收入，而且激化了社會矛盾，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清政府對此並非不聞不問，事實上，從文獻中可以看到數朝清帝下達的許多查禁漕弊的詔諭，以及清中央製定的有關整頓措施。但在封建時代，由於腐敗專製製度本身存在的致命弱點，所以，各項詔諭、措施或僅能收一時之效，或形同一紙空文。如：在嘉慶四、五年，經嘉慶皇帝直接出麵，清中央對“浮收”這一突出的漕弊進行了“整頓清厘”，下令嚴禁各地在征收漕糧過程中隨意向農民多收錢糧。但時隔一年，“浮收”之風再度刮起。嘉慶六年，江蘇省開始征收新漕糧時，蘇州知府任兆炯便“借彌補虧空為名”，向上司建議恢複陋規。於是，江蘇巡撫於嶽起拋開專職漕務的糧道不用，而將蘇州、鬆江等四府的收漕事務委於任兆炯一人負責，“聽其更張，照舊加收，殊堪駭異”。結果導致“州縣等竟敢公然仍複陋規，毫無忌憚。而劣監刁生，借此挾製取利，故智複萌。旗丁等見地方官加收糧石，亦欲多索兌費，任意勒?，百弊叢生”。由此可見，封建官吏們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根本無視禁令條例的存在。在腐敗官場的影響下，封建法紀不僅往往表現得網漏吞舟，甚至於時常蕩然無存。而清代的“漕弊”現象，也不過是當世封建統治弊政中一個小小的縮影而已。
（原文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