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地方貪官汙吏對納漕農民的橫征暴斂。自清初以來，各納漕省份的官吏都將辦理漕務視為貪汙要途，而運丁勒逼地方之弊，又為州縣官吏提供了進一步剝民的口實。據清人記載，每年征收漕糧之際，各地官吏無不以運丁勒索為名，向農民額外剝取，一麵應付運丁，另一麵則從中大飽私囊，其中公開的“漕規”銀已被各級官吏視為禁臠。康熙初，浙江嘉興府征漕糧正米一石，加耗米竟達八鬥。嘉慶皇帝曾氣憤地對臣下說：“州縣以濟運為名，多方浮收，最為民困。”“而巡撫、糧道等官坐享漕規，置漕弊於不問，積習相因，已非一日。朕聞有漕各州縣，無不浮收，而江浙地方為尤甚，有每石加至七八鬥者，有私行折收錢文者，掊克小民，無所不至。”至鹹豐朝，“州縣收漕，竟有應交一石，浮收至兩石之多”者。同治時人則指出：各地官吏借漕肆意浮收，有多於正額數倍者，“藉公飽私，侵吞無數”，“民間視以為苦”。百姓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時也聯名向上控告，地方官吏對此則窮凶極惡地濫施報複，“恨其上控，倍加抑勒”。甚至“蓄養打手，專毆控漕之人”。可以說，有清一代超出定額標準的“浮收”之風甚囂塵上，遍及各有漕省區。就連上奏議論漕弊的官員也表示無可奈何：“惟是幫丁長途苦累，費實不資，若竟絲毫不給津貼，則勢必不能開行。若責令州縣顆粒無浮，亦勢必不能交兌。”此外，地方官還采取其他手段，或明或暗地借漕索取。如江南等地收漕米時，官吏利用排隊的四鄉農民急於完納的心情，故意拖延“留難”，逼迫農民行賄。“小民勢難久待，不得不議扣折”。湖北等省則存在地方官有意多處收糧，使一戶漕糧常常化整為零分頭交納，所謂：“令糧戶依兩處完納，以圖多得贏餘”。清中央為減輕災荒地區農民負擔而實行的漕糧折錢規定，也往往被貪官汙吏變成中飽私囊的依據，他們上下其手，任意確定錢糧比價，使得折錢之後農民所受的剝削反而加重。如嘉慶四年的一道上諭指出：有些州縣不惜以濕穀擠占倉廒，然後借口無處存糧，強行向農民“折收錢文”，“惟利改收折色，藉以分肥”。不少地方官甚至公然隱匿上司減征漕糧文告，照舊多收。諸如此類等等，罄竹難書。
清代文學作品對地方官借漕剝民的活動也有相當多的反映。如在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第四回裏寫到：某次，江西九江知府出缺，按理應暫時由九江府首縣知縣代理。但負責全省民事財政的布政使卻在下達代理令前，先向那位知縣索要五千兩白銀，理由很堂而皇之，所謂代理知府雖不過二三個月，但“收漕的時候也不遠了，這一接印，一分到任規、一分漕規……”等等好處，至少也能撈到萬把兩銀子。可見從漕務中勒索陋規錢，已成為地方官盤剝百姓、撈取非法收入的主要伎倆之一。同書第五回中又描寫了一個叫王夢梅的人，通過行賄買得了玉山知縣一職。拿到任命狀後，他便迫不及待地連夜趕往玉山，“怕的是誤了天亮接印，把漕米錢糧被前任收了去”。王氏上任後毫不留情地從前任手裏奪取了大印，然後瘋狂地指使手下人四處搜刮漕錢漕糧。不久，王氏不僅還清了債務，而且著實大撈了一把，難怪其侄慶幸地說：“幸虧碰著了收漕的時候，總算一到任就有錢進。”
其六，土豪劣紳的借漕分肥活動。在交納漕糧的過程中，土豪劣紳一方麵抓住官吏舞弊的把柄，與對方合夥將部分錢糧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另一方麵，則利用普通百姓懼怕納漕的心理，代他們包納漕米，以“借漕分肥”，從中收取錢財。如嘉慶時江蘇某地方官向皇帝反映：縉紳之米謂之“衿米”，舉貢監生之米謂之“科米”，素好爭訟者米謂之“訟米”，“此三項內縉紳之米僅止不能多收。其刁生劣監好訟包攬之輩，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雜，亦不敢駁斥”。最受苦者“良善鄉愚、零星小戶，雖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違”。於是納漕之際，小民紛紛投入地主豪強門下，“漁利包漕”之風大起，劣紳刁生乃至於教官、典史以及武弁、“甚有家居紳宦”之流皆“廣為包攬，官吏因有浮收，被其挾製，不能不通融收納”。從而構成了清代又一大漕政積弊。在《官場現形記》第十七回裏，也描寫了地方劣紳借漕“魚肉鄉愚”的活動，所謂：“今天說官司，明天包漕米。什麼零零碎碎，三塊、五塊、十塊、八塊”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