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倉場官吏的營私舞弊活動，加劇了清王朝吏治的敗壞程度。在清朝全國漕糧的整個運行、出納過程中，倉場是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倉場官吏不僅與運輸官吏和領俸官吏發生了直接的關係，同時，還通過運輸官吏與納漕省區的地方官吏發生了間接的關係。因此，倉官庾吏在出納兩方麵的營私舞弊活動，勢必引起連鎖反應。一方麵，倉場官吏勒索納漕官丁的結果，促發了漕運官丁勒索納漕地方現象的出現，加劇漕運部門官吏的貪贓活動。而漕運官吏勒索地方的結果，無疑又加劇了地方官吏的舞弊貪汙活動。另一方麵，倉場官吏假公濟私，與領俸官吏共同舞弊，也加深了京師官吏的腐敗程度。嘉慶皇帝曾針對王公、官僚這方麵的活動憤憤地說道：“親王等皆天潢一派，休戚相關，其於國計民生尚膜然罔顧如此，又何況大小臣工等之遇事膜置，毫不動心”，“而奸民乘機盜弄，冒領重支，囤和回漕，無弊不作”。可以說，在清朝整個吏治腐敗的過程中，倉場官吏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難怪清人在論及革除漕弊時說：欲惠民先惠運軍，飭運軍須先自胥吏，欲飭吏須先自官。這裏所說的官、吏，便主要是指倉場官吏。
三
清代倉場官吏營私舞弊活動的猖獗，其原因何在，清人對此議論頗多，然而，論者或偏執一詞，或閃爍其辭，都沒有全麵說明這一問題，特別是不可能涉及根本原因。其原因究竟何在？通過對清代眾多有關貪汙記載的細致剖析，不難發現，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
首先，經濟上的低俸製和政治上的一些障礙，特別是對吏入仕的限製，是倉官庾吏瘋狂舞弊的主觀、也是直接原因。清代建國後，承襲了明代的低俸薄祿製度，官吏俸祿相當低下。按清製規定：倉場中最高的官職――倉場侍郎，屬二品高官，其年俸銀隻有一百五十兩，月平均僅十兩餘，即使加上個別時期的各種津貼銀，每月至多也不過二十兩。坐糧廳及諸倉監督等官職，屬五品至七品的中下級官，收入又要減少，月俸銀僅六七兩到三四兩不等。這些收入當然無法滿足他們超乎常人的、排場的生活之需。至於吏役的收入，更是微薄。順治時規定，在京衙門書吏工食，每人每年支米四石，在外者支銀六兩。康熙時規定，倉甲鬥、花戶等役人，每人每年支米三石六鬥，平均每月僅得米三鬥。這些點收入隻夠維持吏人自己的生活，而無法供養全家生活。這種低下的俸製，既不能滿足倉場官僚、特別是吏役的各種需要，也就無法使其從主觀上保持廉潔，杜絕非分之想了。於是，倉官庾吏也與其他衙門的官吏一樣，采取分外索取的辦法，以增加收入。事實上，明清低俸製之所以能得以實行，就在於官吏的非法收入半合法化了，而大部分皇帝也采取了默認的態度。如康熙所說：“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另外，倉場組織因屬於具體繁雜的事務性機構，遠離權力中心，自古以來便受到士人的輕視。在清代，倉監督等倉場官職便屬於升遷慢的猥雜之職，實際充任者多為年老昏庸之輩，就連嘉慶帝也注意到這一現象。這種政治上的障礙不能不對倉官任職帶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所以，他們大多不僅不能負起監督之責，反而常常與吏人合夥作弊，如嘉慶所說：“而監督等亦複通同舞弊，得賄分肥”。至於倉吏的政治地位就更為低賤。自唐宋科舉製度盛行以來，吏人入仕的大門就基本被關死。在政治上受到壓製和歧視的結果，於是出現了胥吏以牟利為主要出路的基本特點。入清以後，這一特點更加突出，倉場胥吏也就變本加厲地投入營私舞弊活動，成為唯利是圖的寡廉鮮恥之徒。
其次，倉場管理水平的低下和監督製度的薄弱，是倉場官吏舞弊的客觀原因。在古代計量手段、保管設施都相當落後的情況下，對浩瀚的糧食在出納、存儲等方麵的情況，要想進行精確的管理，是極為困難的。其一，當數以百萬石的糧食出納倉場時，以斛鬥手量，難免有一定的誤差；其二，堆積如山的糧食在存儲轉運過程中，由於受到天氣及鼠蟲等自然因素的侵蝕，不免存在相當比例的損耗現象，這些誤差、損耗又難以迅速統計出來。實際上，不要說對所有倉儲情況詳細了解，就是對其中一倉進行全麵的統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清廷一般都采取抽查的辦法，檢查倉儲情況，所謂“分起抽丈”。倉場管理上的這一缺陷，就為貪官汙吏創造了侵倉的客觀條件，他們也才敢於大肆從事上下其手、偷梁換柱及出黑檔等等舞弊活動。與此同時，清政府對倉場管理采取的監督措施，不僅漏洞百出，而且軟弱無力。如作為倉場管理機關最高長官的倉場侍郎，僅在接收漕糧時赴通州辦公，其餘時間則留在京城，對通州諸倉很少過問。如嘉慶所說：“近來曆代倉場侍郎，俱各怠玩廢弛，毫無整頓，遂致奸胥蠹吏攙和抵竊”。而監倉禦史一職，人數有限，又時廢時立，近乎虛設，所謂“原為稽查弊端而設，今積蠹肆行，官吏?法，該科道等毫無覺察”。又如，按倉法規定，各級倉場官員、吏役都有嚴格的任職期限，不得連任。但這項法規並沒有完全得到執行，在一定程度上流於形式。於是，有任坐糧廳長達十年之久者，有連續更名三次充役者，也有以親屬不斷頂替者，特別是吏役大都挖空心思，力圖長期盤踞倉場，其結果是倉弊代代相傳，積重難返。
最後，政治腐敗既是倉官庾吏營私舞弊的背景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如所周知，在封建時代，施政服務的核心對象是皇室，裁決是非的最高標準亦取決於皇帝的好惡。但從根本上講，帝王又都是務求聚斂、貪圖享樂的獨夫民賊。因此，在缺乏法製保障、監督的情況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政治腐敗便成為封建社會不可去之痼疾。清代作為中國封建時代最後一個王朝，其政治更為腐朽，官場上積弊日深，腐敗之風大盛於前代。如康熙時，已有“九天供賦歸東海（‘東海”指官僚徐乾學），萬國金珠獻淡人（“淡人’指大臣高士奇）”的民謠。大臣明珠，則“貨賄山積”。乾隆時的寵臣和?，大肆貪汙受賄，其家產價值數億兩白銀，數額之巨，前所未有。清人曾指出：“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為課績之重輕……今之小吏，以貨賄之盈虛決訟事之曲直”，貪風之盛，曠古未有。這樣的政治環境和背景，就不能不深深地影響到包括倉場衙門在內的整個官僚隊伍。
綜上所述，清代倉場官吏的舞弊活動在曆史上是極為突出的，它給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對清王朝的統治秩序產生了惡劣的腐蝕作用。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與當時倉場官吏的收入和地位不高、倉場監督製度不健全有關外，更重要的是在於清朝的腐敗統治。這都為後世留下了難忘的教訓。
（原文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