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十四年五月，新任倉場官員密奏通州中、西二倉存在虧缺問題，引起嘉慶皇帝的重視，於是，清廷連續派員調查，從而揭開了倉場官吏、特別是吏役侵倉黑幕的一角。據有關此案的上諭、奏折及供單可知，在通州主要糧倉――中、西倉內，吏役各自形成了盤根錯結的貪汙團夥，他們在官員的庇護下，長期從事侵倉舞弊活動，其中尤以西倉主犯高添鳳最為猖狂。高氏原為京城海運倉書吏，嘉慶三年役滿後，先後以其弟、其子及其表弟充當通州西倉甲鬥頭役（即量斛役夫夫頭），正如高氏所說：這十餘年間“其實倉中一切事務總是我一人辦理”。在此期間，他串通西倉曆任書吏、攢典、花戶及役夫等，大肆侵倉。如他利用發放俸米的機會，以“放給好米並滿量斛麵，每石約多出米二三升”為誘餌，長期向領米官吏索賄，每石約得賄錢二三百至四五百文。又如嘉慶十年秋，他與書吏勾結，私出黑檔米共三百石，獲贓款一千八百吊錢。此後，他又與新任攢典合夥，先後三次出黑檔米三千二百多石，貪贓一萬五六千吊錢。再如，高氏在私自出米後，為了掩人耳目，隻得經常“偷換廒座支放”，以次充好。其中在嘉慶十年，他利用向京城承運一萬石土米的機會，私自掉換廒座，僅領土米八千四百石，暗中將所餘一千六百石改為新米領出，然後將新米高價出售，再以低價收買土米填補，通過這一手法，高氏輕易地獲得了二千吊錢；諸如此類等等。中倉團夥首犯為甲鬥頭役張連芳。張氏原名張有幅，於嘉慶二年到中倉充役，役滿後，他先後改名張殿英及現名，連續三次充役。他的舞弊手法與高氏大同小異，如嘉慶十年，他利用向京城運老米（上等米）的機會，私開假票，多領老米一千四百石，不僅填補了以往漏洞，又獲贓款二千多吊錢。
此外，在侵倉活動中，中、西二倉的其他吏役也各顯神通。如書吏主要采取勒索運糧官丁的辦法獲取非法收入，據書吏潘氏供認，他們在接收漕糧時，向每船勒索二三十吊至五六十吊不等的“使費錢”，“就不挑檢米色，含糊斛麵，每石少收二三升”。如欠缺過多，在賠補時，也“止照口袋點收，不再過斛”。西倉每年有八十多艘船納糧，他們便可以此獲賄錢一千六百吊到四千八百吊不等。攢典則多通過開寫假票據的辦法，與其他吏人合夥作弊，獲取暴利。等等，不一而足。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方便舞弊活動，防止他人告密，倉吏一般都結成團夥，集體侵倉。在獲利後，他們采取利益均沾的原則，共同瓜分贓款，如高氏、張氏每次舞弊後，都要分給書吏、攢典等其他倉吏一定數額的錢，而書吏等也要定期從索賄的錢中分一部分給高、張氏。除此之外，倉吏對倉內外的役夫也進行收買，如高氏說：“這些人大半都是靠我吃飯，因此我所作各弊，從來沒有舉首”。承運倉米的車戶因熟知倉中之弊，故在裝運時也可多裝多拿，倉吏則“不敢聲張”。甚至小偷“釣扇”（即夜間偷米），他們也“不敢稽查”。
更引人深思的是，此案暴露了官僚參與、庇護胥吏舞弊的事實。據西倉案犯供認，他們在幾次出黑檔米後，為了逃避追查，便先後向兩名倉監督分別行賄一二千吊錢。這兩名貪官則聲稱“這原係倉上舊有的弊端，並不是從我們起的”。中倉案犯借換米作弊，也事先征得了倉監督的同意。難怪嘉慶氣憤地說：曆任倉場侍郎等官“俱各怠玩因循，毫無整頓”，而監督等“亦複通同舞弊，得賄分肥”，以致出現了倉吏“一氣把持，無弊不作”的後果。
在嘉慶皇帝的直接幹預下，以上舞弊案迅速得到處理，除將多名案犯抄家問斬外，又對倉場侍郎以下幾任、幾十名倉官予以處分，一時倉場官吏幾遍遭問罪。然而，整治隻能收一時之效，此後犯案記載仍不絕於史。如同治元年，通州中倉又出現倉吏於泳□貪汙案。
道光時，著名學者魏源曾賦詩道：“通倉廒，通倉廒，倉胥擁之何其豪。國初點胥胥痛哭，近日倉缺萬金鬻。”此詩深刻地揭露了倉吏豪橫不法的行為，指出了低賤的倉吏成為重金爭搶的奇怪社會現象。前案高氏以一介役吏的身份，竟能在京城開設米局、店鋪，甚至雇傭打手，其所依賴者，不言而喻。清末人有這樣的記述：這些經紀（倉吏）“都是很闊的”，就是“當個小工，每年都是很好很富裕的事情。還有總督的跟班和大通橋監督的跟班的，他們雖是官奴，他們的闊綽享受和氣焰，比小官還強得多”，“就是臨時雇用的裝卸頭，都是很好的事情，往往因為爭這夫頭，還有打死人命的時候”。一副副侵倉分肥之態，躍然紙上。
二
清代倉場中廣泛存在的官吏侵倉舞弊現象，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它不僅嚴重地損害了清王朝的太倉儲蓄，破壞了吏治，而且對廣大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都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
首先，官吏侵倉活動的猖狂，給清朝太倉的糧儲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從有關倉案的記載來看，長期的貪汙舞弊活動，給太倉帶來了嚴重的虧損後果。如清初謝光啟之案，致使掛欠漕糧三百餘萬石，這一數額幾乎等於當時一年全國漕運的總量。此後，繼任者依然效尤，結果使得順治朝的太倉儲蓄常常處於空虛乏力的狀態。順治曾發出了“節年拖欠，多至數百萬石”，“倉場徒有其名，竟無實政，是何情弊”的疑問。倉弊竟造成太倉“徒有其名”的後果，足見其危害之大。康熙時的江氏之案、嘉慶時的通州倉案等等，造成的損失都達數萬石之多。這些還僅僅是個別案件所反映的數字，長期、大量存在而沒有暴露的虧損，更無法統計了。正如查辦通州倉案的官員所說：案犯所供米數與實際虧損之數相差甚遠，“其中緣故不止一端，總因伊等曆年舞弊”所致。《清史稿?食貨誌》曰：運軍“賄買倉書經紀，通挪交卸，米色潮濕不純之弊，率由於此”。由此可見，太倉中相當一部分儲糧被貪官汙吏中飽私囊了，難怪時論稱其為“碩鼠”。
其次，更嚴重的是，倉場官吏的舞弊活動極大地加重了漕運的負擔，而這筆負擔最終又轉嫁到廣大納漕地區農民的頭上。如前所述，各地漕運官丁抵達通州後，飽受倉場官吏的勒索，運輸者為完成任務，隻得窮其所有，以滿足貪官汙吏無止境的苛剝，成為所謂的“疲軍”。倉官庾吏“寢食於此疲軍”的現象也成為漕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但誠如清人所言：“自京、通視之，則運軍為魚肉”，運丁“別有身家為賠累之具”，其失之於此，必取之於彼。於是，運丁在納漕地區收糧時，對交糧的農民及地方官“借名勒索”。清政府為了保證漕運的正常進行，考慮到運丁遭受勒索的實際情況，隻得下令在征收漕糧時向農民征收“加耗”等名目的附加稅，專門用以津貼運丁。隨著倉場官吏勒索的增加，規定的加耗也不足以應付。運丁不得不采取各種辦法轉嫁負擔，加耗之外，便又有“淋尖、踢斛、拋剩、漫籌”等名目的勒索。清中葉以後，漕運官丁勒逼州縣又成為一大社會痼疾，所謂“自州縣視之，則運軍為刀俎”。道光時人指出：運丁肆意勒索，“州縣資其魚肉，若非百計刁難，何能飽其欲壑”。與此同時，地方官吏一麵應付運丁勒索，另一麵也借機橫征暴斂，從中大飽私囊。於是“浮收”之弊日益嚴重，漕運總督及各地督撫為完成漕務，對此大都采取默認的態度。如有官僚公開說：“惟是幫丁長途苦累，費實不資，若竟絲毫不給津貼，則勢必不能開行。若責令州縣顆粒無浮，亦勢必不能交兌”。在種種名目加派的壓迫下，廣大納漕農民的負擔大大增加。清人陸世儀在《漕兌揭》中揭露，入清以來，漕運加耗“日增一日”，如江南等地，正米百石，加耗到六七十兩銀，“是正米百石，耗贈亦百石也”。到清後期，這一現象愈演愈烈，如同治時人指出：地方官無不借辦漕肆意浮收“藉公飽私，侵吞無數”。如山東省浮收竟為正額數倍，“民間視以為苦”。連當時的文學作品也有不少這方麵的描寫。在此形勢下，廣大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遭到嚴重的幹擾和破壞。魏源有詩寫道：“旗丁若鷺鷥，倉胥若漁父。得魚蘇鬆江，吐魚潞河浦。”將倉場官吏與運丁勒索活動分別形象地比喻為捕魚的漁夫和鷺鷥，而鷺鷥與漁夫相比，自然又是小巫見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