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代漕運水手個別作案、騷擾的現象相當普遍，從來被認為是“好勇鬥狠之徒”。但對當時社會造成更大危害的還是水手流氓幫會的各種破壞活動，特別是清中葉以後，其破壞活動日益頻繁，構成了當時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概括起來，水手幫會的破壞活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麵：騷擾和勒索商旅居民、搶劫凶殺及大規模械鬥等。
清代漕運水手結幫合夥以騷擾、勒索運河商旅的活動，是相當常見和嚴重的。據官私記載反映，水手們在往返行船過程中，經常設置各種圈套，以敲詐過往行船。如故意用破損漕船衝撞民船，然後以毀壞官船為名勒索對方；設計將漕米傾撒到商船裏，再以偷盜官米為由，“訛詐分肥”；在淺澀的航道上借口駁運漕糧，肆意占用民船，商旅隻有交錢行賄後才能脫身，否則，船隻遭到扣押，貨物遭到拋撒、破壞；更有甚者，他們竟明目張膽地用漕船阻塞河道，向通行的民船索要“買渡錢”、“排幫錢”，形同剪徑。運河上往來的商人、行旅無不視漕運水手為流氓惡棍，但懼其剽悍勢眾，往往隻能任其宰割。連道光皇帝也承認：“漕船水手沿途訛詐，擾累商民”，“而居民商旅隱受其害者，實不知凡幾矣！”道光時，某官僚攜家乘官船南下，途中便受到北上船幫水手的騷擾，據他稱：當晚為免遭劫掠，他與家人、隨從“坐以待旦”，結果“大為所窘”。晚清小說《官場現形記》還以文學手法，描寫了水手幫會成員訛詐飯館、毆打夥計的現象。
水手幫會分子與地方流氓勢力合夥搶劫及殺害鄉民、商旅的現象也很突出。雍正時，直隸地方官指出：每年漕船南返和停運期間，“糧船短纖無家無室，河凍船回，難以資生，糾合為匪殆無虛日”，在天津、泊頭鎮等運河城鎮經常製造搶劫凶殺案。到嘉慶以後，他們在這方麵的活動就更為頻繁、猖狂。
清代官員一致認為：劫奪是幫會水手“故技”。參加整頓漕運秩序的官吏又反映：水手與沿線被稱為“青皮”、“河快”的流氓勢力關係密切。船幫為地方無賴作案提供掩護、方便的同時，水手也經常冒充地方“奸民”，“登岸劫財”，為害極大。以道光十六年在江蘇破獲的幾個案件為例：當年二月，興武幫水手夏名輝等四人與逃犯胡二等人結夥，雇船去金山縣活動，先後搶劫了四艘民船。後遭清兵追捕時，他們都持械拒捕。同年，江蘇破獲了以丁朋鈴為首的殺人搶劫團夥。據審訊結果反映，丁氏團夥骨幹成員均為遊幫水手，丁氏本人以強悍敢鬥成為首領，經常組織團夥搶劫鄉民。如道光九年，他們在桃源縣搶劫了李姓一家，並打傷多人；道光十三年，他們在沐陽縣搶劫左氏一家時，為了逼出財物，采用棍毆、燒燎等手段折磨對方；同年，這夥人搶掠宿遷縣農民糧物時，用火槍擊斃反抗者一人；道光十五年，他們在桃源縣劫掠居民牲畜後，因分贓不均，丁朋鈴將幾名成員打死，又擊傷了前來追捕的兵丁。丁氏還供認，另外從事過六次搶劫，致傷多人。據當時的江蘇地方官林則徐說，運河沿線“搶劫之案，出於糧船水手者尤多”，僅道光十三年年底至次年二月內，江蘇就查獲了五起船幫水手案件，“均因關係搶劫重情”。道光十六年上半年，被處死的犯案水手有四人，判死刑者七人、充軍罪者十餘人，判流放罪者十五人，另有二十多人待判。此外還有七十多名入教幫會水手被捕。林則徐還指出：漕船所過之處，河麵上往往漂浮著殘肢斷體，“皆由水手戕害所致”。
清代水手幫會之間及成員之間的械鬥現象也時有發生。據清人反映，水手之間經常為搶漕船中待遇高的“頭篙”、“頭纖”之位打鬥；船幫之間為爭奪有利的買賣碼頭發生衝突，“即相殘殺，謂之爭窩”。這種爭鬥經常釀成大規模的械鬥，如道光十四年，在山東東昌府境內就發生了一場廬州二幫幫會內部的械鬥，結果雙方致死數十人。不同船幫幫會之間長期爭鬥的結果，則形成了許多敵對勢力集團，“每相遇則不相下”，特別是在返航時，常聚眾於碼頭仇殺。如道光中葉，廬州幫與蘇州白糧幫長期摩擦，屢屢借機攻擊對方。又如鎮江前後幫“最為著名凶悍”，與湖州八幫素有積怨，也常尋找機會攔截對方，以至於清政府不得不出動軍隊監航，將兩派船隻隔開，又收繳了鎮江幫的數百件刀棍凶器。類似的事件，在清中葉以後，經常發生，而幫會之間的械鬥之風，到民國以後依然得到清幫的繼承。
清代幫會水手的上述破壞活動，不僅對運河沿線廣大鄉民、商旅的生產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而且給官府漕運也帶來了許多不利的影響。清政府對此一直很重視，采取了不少措施管束水手，如在船幫中實行結保製度，一人犯法，眾人受罰；禁止漕船攜帶武器；禁止漕船隨意停泊，沿途官吏負有“催□”之責；嚴禁羅教在船幫中傳播，嚴懲拜師傳徒等結幫活動，查禁水手庵堂組織，等等。特別是道光時期，官方數次整頓船幫秩序，加重處罰措施。然而，由於一方麵船幫內存在著嚴密的幫會組織和水手經常流動的特點，另一方麵，水手的生活狀況得不到改善，就使得清政府的管理和監督遭到頑強地抵製，官府的約束手段便難以收到應有的效果。特別是到嘉慶、道光以後，隨著清王朝統治的腐朽、渙散，各項漕運法規製度更淪為具文，使得幫會水手敢於鋌而走險，無所顧忌地從事謀財害命活動，如道光帝所說“此等匪徒湣不畏法，即遇有重案，審明後正法數人，該匪徒等亦祗視為故常，毫無儆畏”。從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晚清以後，在漕運終結的情況下，船幫水手棄船登岸，在幫會組織的引導下湧向大小碼頭、城鄉各地，展開了各方麵的違法犯罪活動，遂以清幫名聞於世。
（原文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