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以輸送糧食為主的官方漕運業中，存在著近十萬人的一大批職業水手，這些人既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動者，也是當時頗具破壞性的社會階層之一。他們最初結幫活動的目的具有明顯的互助共濟性，但到清中葉以後，在日益濃厚的流氓作風的影響下，其幫會活動的方向逐漸轉向排他性和破壞性，從而對運河兩岸廣大地區帶來了相當嚴重的危害。晚清漕運終結後，原來水手的幫會組織遂演變成“清幫”這一著名的黑社會組織。
一
清代以前，漕運已存在了近兩千年，在這一漫長的時期裏，曆代王朝雖對運輸工具和航道狀況進行了許多改良，但總的說來，漕運運輸條件依然相當差，駕船拉纖始終是一項勞動強度大、風險高的艱苦工作。北宋時，蘇軾曾針對當時漕運者的狀況指出：“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明代漕官則反映：運輸者“曝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撕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清初漕督也說：運者“蹈江涉河，經曆寒暑，終年不得休息”。在運輸過程中，船破人亡的現象屢見不鮮。此外，運輸者通常還要承擔賠償損失的責任，唐宋以降，因賠償運物損失而家破人亡的記載，也不絕於史。更有甚者，他們還時常受到眾多貪官汙吏的敲詐、勒索，如明人所說：“運官有剝削，衙門有支費，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等等。正因為如此，普通百姓都視漕運為畏途。各代封建政府為了保證漕運的正常運行，或強征民戶服役，或組建運軍承運，以解決運輸勞力的問題。如唐、宋及明初的服役民戶，漢、宋、明及清初的運卒等，他們都是在官府的嚴密監督下從事漕運勞作。不過，逃亡的現象非常普遍。
清朝建國初，繼承了明代的運軍製度，在各納漕地區組建了運丁（又稱旗丁）隊伍。平時，運丁在營衛組織的管理下從事屯田生產，到每年漕運期間，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則被簽選出來，承擔運輸任務。在運輸期間，各地的運丁和漕船被編為以“幫”為單位的運輸隊伍，即“各省糧船分幫”。每幫所轄船數不等，有多至七八十艘的，也有少至二十多艘的。各幫名稱都以所屬地區營衛之名相稱，如廬州衛頭幫、二幫，江淮衛頭幫至九幫等等。故清人又稱漕運隊伍為漕幫、船幫。但到順治後期，因營衛屯地大量喪失，加之運丁承運負擔過重，使運丁的經濟狀況迅速惡化，於是出現大量逃亡的現象，遂動搖了運丁運輸隊伍。順治後期，漕督蔡士英說：“邇年以來，衛丁富者益貧，而貧者日逃”，僅餘“奸軍劣弁”。在此情況下，各幫運官為補充缺額，隻有暗中招募水手。康熙以後，隨著傳統的戶籍控製政策的鬆動和雇傭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大批破產農民、手工業者等能夠較以往更自由地尋找謀生出路。他們中的一部分、特別是運河沿線的失業者便投身到漕運業中，並逐漸在人數上占據了船幫中的多數。康熙三十五年，清政府在舊的運丁製度難以維持的情況下，不得不改弦更張，明令規定：今後每艘漕船除必須保留二名運丁外，其餘十名左右水手皆可改為招募。從此，運丁人數銳減，其職責主要是承擔各船的監督工作，而應募水手則成為漕運運輸隊伍的主力。
由於漕運工作存在異常艱苦的特點，而應募者的待遇又相當低下，每名水手每年勞作八九個月，僅得六兩銀工錢。因此，前來投募者基本上都是走投無路之輩。據清代有關記載反映，應募水手的成分非常複雜，既有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也有城鄉中形形色色的無業遊民、乞丐，甚至流氓、罪犯等等。他們大都無籍無貫，走食四方，所謂“類皆無籍匪徒”，可以說都是從其他生產領域裏排擠出來的無產者，正如康熙時漕臣所稱“水手亦赤貧窮漢”。應募水手的這種成分特點，必然帶來如下兩方麵的問題，即一方麵，他們不像以往服役民戶、運軍那樣有身家拖累和軍紀約束，法紀觀念淡薄。他們經常改幫換船，甚至臨時出走，短工更是“聚散無常”。從而造成了運輸隊伍內部的經常流動性和無序性，給官府的監督和管理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漕官運弁難以真正有效地控製水手的行動。另一方麵，在待遇微薄的情況下，完全以出賣體力為生的水手的生活極為困苦，基本上無力安家置業。而到每年冬季停運期間，他們又遭遣散，陷於失業境地，很多人棲身無處，老弱病殘者更為悲慘，無依無靠，難以為生。這種處境勢必造就了他們仇視官府及現實社會的心理，形成了生活放縱、盲目破壞的習性，正如古語所雲：無恒產者無恒心。與此同時，在他們心中不免也產生了改善現狀的強烈願望。但是，作為處於社會底層的無產勞動者，他們既不可能通過積攢工錢，從經濟上改善自己的狀況，更無法指望官府大發慈悲，從政治上解決自己的處境問題。他們最終隻有從自己身上尋找出路。於是，他們選擇了自己唯一所能選擇的道路：結幫組會，依靠團體的力量保護自己、改善現狀，並報複他們所不滿的社會。
二
在上述背景之下，清代漕運水手很早就開始了結幫活動，拜師傳徒，結幫組夥，雖屢經清政府查禁、打擊，但卻從未中斷。到嘉慶、道光之後，水手幫會活動日益頻繁，其影響更深入漕船內外，形成了無船不“幫”、無人不入“會”的局麵。由於清王朝從建國伊始就對民間結社實行查禁的政策，因此，漕運水手的結幫活動也始終采取秘密的方式進行，一方麵借助羅教等宗教做掩護；另一方麵，適應水手大都不通文墨的特點，主要通過口頭語言進行各項活動。正因為如此，反映其早期活動的文字記載便極為罕見。後世依據的史料，最早見於雍正時官府查禁其幫會的有關檔案。從這些文檔記載看，清初已有水手結幫活動，如雍正七年的一份刑檔記錄，被捕水手教首劉把式稱其教祖至當時已有八輩子，可見羅教在清初已存在於船幫之中。然而，因順治時漕運的主力是運軍，雇募水手人數很少，而運卒受到多方麵的約束和限製，故而結幫傳教的影響不大。但到康熙中期以後，隨著雇募水手占據船幫優勢局麵的形成，幫會乃得到迅速發展。據以上相同刑檔反映，雍正時水手中已有為數不少的羅教教徒，“每幫也有四五人，也有十數人”。不過因水手分布在各地，所受環境影響不同，所以教名也不止一個，除了影響最大的羅教外，又有大成教、無為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