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漕運中以使臣、軍將等下級軍官武吏和卸任官員押綱，顯然比民戶約束漕卒、管理船物有力得多，因而才取代了服役民戶。但在漫長的運輸過程中，要想完全避免自然損耗和人為侵盜現象，也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出現了損失，押運者除了要按規定賠補一定份額外，重者要展期磨勘（延期升遷）、勒充重役，直至加刑。因此，受罰、賠累的現象屢見不鮮，宋人筆記小說對此有不少反映。如官僚馮京之父買一妾，問其出身，“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賠償之計”。又如：王安石夫人曾為安石買一侍妾，也是運米失舟而家產蕩盡的軍大將之妻，請聽其訴：“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所以，逃避押綱的現象非常普遍。如元時，發運司的上奏就稱，押綱人常稱病擅自離去。於是，押綱人數不足成為一個頗為嚴重的問題。宋徽宗時，為了補充押綱人缺額，不得不通過招募土人的辦法加以解決。大觀元年敕稱：“諸路綱運押綱軍大將見闕及年滿綱運無人差撥，特召募軍將，未足見闕及數應諸河綱運窠名，令發運、輦運、轉運、撥發、鑄錢司下諸州，並依都官法，用家業抵保，召募土人，或衙前吏人充守闕軍將，就近管押”。
政和二年，尚書省奏言：押綱不差衙前公人、軍人，除使臣、軍大將外，“許本路募第三等已上有物力土人管押”。政和五年，祠部員外郎胡獻可進一步要求在諸路綱運中招募土人押綱。同時，賠償處罰規定有所放鬆。於是，押綱中的雇募成分迅速增加。但在放寬賠損規定以後，很快便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後果，特別是一些不法之徒趁機混入押綱隊列，所謂“有物力自愛之民多不應募，惟無賴子弟產業僅存，乃兵梢奸猾者，則旋以百千置產，使親屬應募，遂補守闕進義副尉（即守闕軍將），及得管押萬碩綱至京，欠一分五厘，計米一千五百碩，才得杖罪。”遂互相勾結，大肆侵盜漕運物資。因此，發運司力主廢除招募之法，要求“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補授校尉已上未許參部人，並進納人管押”。宣和二年，宋廷乃停用招募土人之製。
為補充押綱人數，宋王朝還鼓勵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押綱，“以三年為住，任內無違闕，即與依試中人例，注授差遣”。宣和廢土人押綱法後，又對押綱人員的選用做出以下規定：“先大小使臣、校尉合注授人，次校尉以上未參部及未到部人，次非泛補授校尉以上未許參部人，次進納文武官，次副校尉……”。
北宋押綱人員中除替換卸任官等係臨時性兼職外，其餘衙前役人、武職將吏及應募土人等，都是專職押運者，而將吏和應募者又屬以此為業者。從北宋押綱人員構成的變化來看，大體上經曆了這樣的趨勢：即由差役向雇募過渡，由服役民戶而轉為職業將吏。
就北宋時押綱人員的待遇而言，鄉村上戶承擔押綱力役的同時，也從封建政府那裏獲得某些好處，如通過一定期限的押綱勞作，可以出職補官；可以獲得坊場酬勞等。使臣、軍將及應募土人，則是宋朝專門雇養的押運者，他們除了領取報酬外，還通過押綱獲得向上爬的資格，而且也可取得其他方麵的實惠，如在綱運中，可以挾帶販運私貨，享有一定的免稅特權，所謂“汴河綱船久例附載商貨入京”，沿途不得檢點。事實上，他們還常常通過克扣勞動者工錢甚至侵盜漕物，牟取暴利，如“有三司軍將趙永昌者，素凶暴，督運江南，多為奸贓”。雖有嚴刑峻法，此類現象卻從未消失。到北宋末，還出現了押綱者自買千石大船，“名裝官物，十分攬載私貨”的現象。但總的說來，在北宋一代，“押綱”對大多數押運者而言還是害大於利，所以，從來被視為“重難”、“畏途”。
綜上所述，押綱人員是北宋漕運中直接的監督管理者，他們的成分由宋初的役人逐漸過渡為職業軍吏和雇募人。押綱者既受封建統治者的驅使、壓迫，又對勞動者進行監督和奴役。
（原文發表於《中國史研究》199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