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居民中，皇室、貴族、官吏及官營工匠和他們的家屬，與軍隊一起構成漕糧的主要消費者。而其餘居民所需糧食，大部分靠商人販運來滿足，所謂商人“自江淮賤市粳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北宋政府對此一般也是采取鼓勵的態度，如：大中祥符初，發運司雇部分客船運糧，真宗就認為：“商賈趨利，若此必阻貿易，又恐都下粒食增價”，下令禁止占用商船。此後又下詔：“聽商賈以糧斛從便貨鬻，官司勿禁”。但商人向東京市場提供的糧食不可能是一個穩定的常數，它會隨著各種因素的作用出現波動、乃至猛跌的情況，而最終影響對京師百姓糧食的供應。從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東京作為北宋的統治中心，需要穩定的局麵，因糧食緊缺導致民心浮動甚至渙散的問題，是其所不願看到的結局。因此，宋政府不得不經常向普通居民提供部分漕糧，如宋人所說：“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城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在京師發生糧荒的情況下，宋朝廷往往立即拋出大量漕糧，用以賑濟和平抑糧價，如慶曆元年，“詔京城穀貴，發廩粟一百萬斛，減價出糶，以濟貧民”；熙寧三年，“詔京師倉儲已豐，比聞民間米價稍貴，可發淮南上供新米，令酌中估價，遣官分詣諸市置場，出糶以平物價”。類似記載，不絕於史，成為宋王朝“懷柔”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這方麵漕糧的支出數額是無法精確統計的，但伴隨著東京人口的增加，其數量也不得不相應提高，當毫無疑問。正是在漕糧的有力支持下，東京糧食供應才得以基本穩定，也就是說，巨額漕糧的存在，客觀上有利於開封城市經濟的發展，對於維持和增加工商業者、市民的人數有積極的意義，特別是中小工商業者和普通市民從中獲益匪淺。宋太宗時，國子博士李覺就上言指出：朝廷通過每年的漕運，使得京城糧價“鬥直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遊手之民，資以給食”。便很能說明問題。這也反映了中國古代京城有別於西方曆史上的城市，具有濃厚的封建政治色彩。所以，到宋室南渡後，開封因喪失了統治中心的地位，漕糧供應從而斷絕，繁極一時的東京及其工商業便隨之衰亡。
北宋時期，每年漕運糧食七八百萬石以上，達到了我國曆史上漕運量的最高峰。然而，這一表麵鼎盛現象的背後，卻掩蓋著封建集權國家機器愈益龐大、腐朽的事實。在諸如“騰波雲雲，靡悍靡激，萬舶連檣，艫銜軸接……輸粟太倉，陳陳如京”、“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岡如阜”之類的讚譽辭句之下，則是北宋政府對廣大納漕地區、特別是東南六路地區農民無止境的掠奪，宋人有詩雲：“天寒村落家家忙，飯牛獲稻催滌場。燎薪炊黍呼婦子，夜半舂粟輸官倉。大兒拓囊小負橐，掃廩傾?不須惡……”。北宋王朝就像一頭無法填飽的巨獸，通過漕運吞噬著農民一年的血汗，甚至還造成了“東南財用窘耗日甚，郡縣鮮有兼歲之儲”的局麵。正因為如此，南方盡管水充土肥，物產豐富，但稍遇災荒，也不免出現餓殍遍野、人煙斷絕的慘景。如當時人所指出：“或謂取太多，六路有豐歉。其間一不熟，饑殍誰能掩？”難怪就連北宋封建文人也發出了這樣不滿的呼聲：“世言汴水利，我為汴水憂……舳艫相屬進，饋運曾無休。一人奉口腹，百姓竭膏油。民力輸公家，鬥粟不敢收……我欲塞汴水，吾欲壞官舟。請君簡賜予，請君節財求”。
（原文發表於《學術界》199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