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東南漕糧的供應，主要是由當時的東南六路地區提供，即：淮南路、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及兩浙路。東南六路漕糧又有各自相對固定的數量和運送目的地，以淳化四年為例，據史料記載：當年“統六路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闕，二十萬石鹹平、尉民，五萬石太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盡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大體上說來，這一數額和地點規定反映了北宋時期東南六路漕糧的負擔及輸送情況。
二 北宋漕糧居高的原因
北宋時期漕糧數量之大，不僅遠過於漢唐時的年四百萬石之數，而且為明清時所不及。之所以出現北宋漕糧居高不下的現象，其原因既在於當時東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運河的暢通發達，更在於當世中央集權政治的影響。
如所周知，中唐以後，我國出現了經濟重心南移之勢。至北宋時，東南地區經濟更得到了迅猛發展，其中在農業上成就倍出，糧食的單位麵積產量為唐代的二倍以上。一時還產生了“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以蘇州為例，北宋中葉，範仲淹曾感慨地向仁宗反映：“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北宋廣大東南地區發達的農業生產，可以說為當時漕糧的劇增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北宋定都於“天下四衝八達之地”的開封，較之於漢唐長安，避開了漕運線上的三門峽之險，較之於明清北京，又大大地縮短了與東南納漕之區的距離，故於漕運獲得了極為優越的運路條件。所謂“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鹹會天邑”，形成了以開封為中心密布的運河網，特別是其中的汴河與廣大東南地區相通，“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如此暢通發達的運河運輸係統，可謂漕糧能夠長期保持高額水平的又一重要客觀條件。
但北宋漕糧高漲的主觀條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當時集權政治極端化發展的影響。經曆中唐五代藩鎮跋扈、皇權衰微局麵之後，新建的趙宋王朝從開國伊始便厲行強化中央集權的方針。其中在經濟上采取的“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鹹聚王畿”的措施，就必然要借助漕運這一征調手段來完成。在“收兵權”方麵實行的“內外相製”的屯兵製度，則造成了京畿重兵雲集的結果，也對漕運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在此應當指出的是，北宋建國以來，開封及其周圍所駐軍隊常占天下禁軍之半，達二三十餘萬之眾，而宋代兵製為募兵製，於是“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製，一寓於農也”。這些嗷嗷待哺之師的存在，勢必對漕糧產生了巨大的倚賴，“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宋人甚至不無誇張地說：“所謂宗廟射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此外，加之中央官僚機構的臃腫龐大，官員人數遠過於前代，都不能不對漕糧構成巨大的需求，如明人所評價：“所謂官多徒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
正是在以上諸方麵客觀條件與主觀因素的影響下，造成了北宋漕糧長期居高不下的現象，從而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顯著的一頁。
三 北宋漕糧的意義及影響
北宋時期長期維持的巨額漕糧，一方麵對穩定中央集權政治發揮了重要的物質保障作用，對繁盛一時的開封城市經濟具有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麵則對廣大納漕地區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嚴重地影響了這些地區農民的生產和生活。
在中國古代史上，北宋東京人口之眾和城市經濟之盛，都很富盛名，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必贅言，現僅就其與漕糧的關係稍加分析。關於北宋東京官庶人口的數字，記載頗多而不一，若按通常所說的百餘萬人計算，就已大大超過前代。宋人說“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雖不免有些言過其辭，但生齒之繁勝於漢唐，是毫無疑問的。有人經過統計，認為東京居民加上駐軍及家庭，人口約為一百五十萬左右，若除去軍人及家屬，人口應為一百一十萬左右。一百一十萬人消費的糧食數量有多少？按宋代一般說法，人均消費糧食：成年人每口每日最少二升，未成年人每口每日最少一升，則成年與未成年人全年口糧分別為7.2石和3.6石。如以五口之家中，成年占三口、未成年占兩口為標準，每年全東京居民消費糧食大約有633萬多石（1100000人×60%×7.2石+1100000人×40%×3.6石）。除了每日消費的口糧外，還有其他方麵的糧食消耗，如釀酒、副食業之類，也就是說，東京城消費的糧食總數還要在口糧之數上進一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