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建立後，由於對外戰爭長期存在，因此形成了財政經濟軍事化的局麵。為了供應前線軍隊，南宋設置了淮東、淮西、湖廣和四川四個總領所，分別負責本地區糧食物資的征集和調運，而臨安的糧物供應則僅限於兩浙地區，以都城為中心的漕運規模大為縮小。如紹興三十年，向四川以外的前線軍隊供應糧食127萬石，向臨安漕運的糧食隻有112萬石，這一數額僅及北宋的1/7左右。正因為南宋漕運出現了分區供應的格局，因此，統一的大規模漕運事終於消失，其管理也就變得比較簡單了，適應大規模漕運發展而設立的發運司，就更難以存在下去了。
宋室南渡後，發運司“惟領降糴本，收糴米斛”，其職能已完全脫離原來業務。紹興元年（1131），尚書省的奏言就反映了發運司當時的局麵：“軍儲在昔，並係發運司總統，收糴、轉搬、代發，以充國用。邇來淮南、湖北已行分鎮，又兩浙行在（臨安）駐蹕自有本路漕臣應副，餘路收糴糧斛，亦係州縣應辦。發運司所差屬官並使臣甚金，侵耗財計”。次年，臣僚再次上言，指出發運司已無存在必要，請求撤銷。於是，宋高宗下詔廢發運使、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將其事委分季諸路轉運使掌握。
紹興八年（1138），起居舍人句龍如淵上奏，認為“戶部非生財之地”，糴買之事不應由其具體管理，戶部侍郎李彌遜乃請複置發運司。於是南宋朝廷任命程邁為江淮荊浙閩廣經製發運使，“專掌糴事”，其職能與北宋相比，已完全不同，漕運業務不複存在。所以，程氏堅辭不就，並振振有詞地說：“今租庸分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錢分於茶鹽司，以至鼓鑄則有阮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宋高宗雖強令其就任，但不到一年，也隻得廢除。當時雖仍不乏津津樂道於發運司者，但多屬隔靴搔癢和對昔日的留戀，無法從根本上挽救這一機構。乾道六年（1170），發運使這具僵屍在宰相虞允文的支持下，最後一次複活，以戶部侍郎史正誌為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此時，大規模統一的上供漕運已經喪失，因而，不可能以一個官職或一個機構，來管理各地區的具體漕運業務，上述官職可說是大而無當，沒有什麼實際內容，所以，當即遭到一片非議。到年底，史氏因奏課誕漫，遭到貶懲，發運使及發運司也隨之被撤，從此不再設置。
三
宋代北方漕運實際上隻存在於北宋，南宋時，由於北方地區淪陷，其漕運也告結束。因此，宋代北方漕運管理機構的存在，也僅限於北宋時期。
宋初，所謂“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唯京西、京東數路而已”，即依靠廣濟河、蔡河和黃河，每年漕運京東、京西南以及陝西糧食百餘萬石。特別是廣濟的漕河相當重要，因此，如前所述，北宋建國次年，就設置了京畿東路發運使，負責其事。但這一職務屬臨時差遣性的，也沒有相應的組織機構。以後，在廣濟河改設都大催綱一職，隨後又成立組織機構――輦運司，有專一管勾催綱官或都大催遣輦運官為其主官。在蔡河（含惠民河）設撥發、催綱官，後也設置撥發司的組織。在黃河漕運線上則設置三門白波發運司，主官為發運使，其下有三門和白波判官各一名。以上三個機構的官職，全由京朝官充任，分別管理所屬地區的漕運事務。
隨著東南漕運的恢複和勃興，北方漕運迅速退居次要地位，其漕運量僅為東南的1/6；其漕運內容也不如東南重要，如“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穀，但充口食馬料”，黃河所運類同，“淮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食，因此，不再受到重視。由於宋政府對北方運河治理不夠，其航道狀況逐漸惡化，加上黃河險情頗多，航運損耗較大，所以，北宋北方漕運發展呈現出緩慢和不穩的狀況，甚至出現停運的現象。因黃河漕運代價不大，其運量便不斷縮小，景德以後，其運量還不及宋初的一半，到宋仁宗時，又因陝西軍糧匱乏，而在嘉?四年（1059），廢除了黃河漕運。蔡河（惠民河）漕運量也很不穩定，到治平時，其運量也降至原額的半數以下。廣濟河運量很不穩定，既有提高之時，也有下低之時，慶曆中，宋政府不得不減其運量十萬石。元豐初，還因廣濟河淤塞不通，一度將京東之物改道淮陽軍入汴，轉運京師。
正因為北方漕運規模較小，路途又短，其業務管理量不大，因此，其管理機構地位較低、人員較少，甚至時遭裁並；其管理功能也比較簡單。黃河發運司因漕運任務有限，所以，其職權和地位遠不如東南發運司，如宋人所說：“二發運之權，江淮為重”。到慶曆三年（1043），黃河發運司又遭裁撤，原發運使職權劃歸京西、陝西轉運使，所保留的兩個判官職務，也分別由河陰縣、河清縣知縣兼任。以後，改設催綱司，再改為輦運司，以都大提舉輦運公事一職負責，另設同提舉兩人。在黃河漕運廢除後，其管理僅限於陝西竹木東運事務。廣濟河輦運司、蔡河撥發司，一般由一名朝臣主管，在宋真宗時，又一度改由三班使臣（下級武職）充任，並且常常成為權貴子弟混取資曆的途徑，因此受到重視。以上機構對漕運的管理主要表現在“掌以時起發綱運而督其滯留”，其職能以催督為主。由於其職能和意義遠不如東南發運司重要，所以，在宋代文獻中記述不多，《文獻通考》和《宋史》的職官部分就或闕而不記，或語焉不詳，其興廢的具體時間便難以稽考。
綜上所述，以發運司為主的專職漕運管理機構的出現，既是北宋中央對財賦加強控製和征調的產物，也是北宋漕運大規模發展的標誌，它們的產生，使唐代臨時性、兼職的漕運管理官職，擴大為固定、獨立的管理組織，對當時漕運發展的穩定和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並對後世漕運的組織和管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南宋時期，專職漕運管理機構的瓦解和結束，則是當時漕運分裂、萎縮的必然結果。
（原文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