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封建王朝實行的各種控水保運措施，對運河兩岸廣大地區的農業生產造成了巨大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在旱季，更無異於火上澆油，極大地加劇了旱情，嚴重地破壞了這些地區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徐光啟曾說：自淮河以北，河泉諸水“涓滴皆為漕用”，造成東南產糧，西北運糧的局麵。但北方耗費二分之水，方可漕運一分之穀，北方耗費的這些寶貴水資源本身就等於糧食。喪失了這些水利，北方的農業生產就不能不大受影響。可謂切中其弊。
另一方麵，洪水期運河時常潰溢，從另一方麵對沿線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消極影響。特別是封建王朝常常采取放水保運、以鄰為壑的措施，更進一步加重了水災的危害。如前所述，運河受納了沿線諸水，這在旱季及平時無疑是有利於通漕的，但在雨澇之季則給運河帶來了很大的威脅，洪水不僅影響漕船通行，而且可能衝毀河道。為此，封建政府大都采用沿運河修築泄洪渠、閘及?等辦法，在運河漲水時排出洪水，以保運道安全。然而，這些排洪措施是以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施行的。如北宋汴河時常潰溢，便給沿線帶來了相當大的災難。北宋京南地區的運道蔡河，在兩季也經常泛濫，殃及沿線田舍。
元代以後，運河洪水之害日益嚴重，其中又以淮南地區受害最大。如明人所說，淮南“古稱沃野”，但近世以來因其地形低下，故常受運河洪水侵害。每當運河大堤崩毀，“（運河）以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四州縣為壑，而泄水無路，民、灶罹於昏墊矣”。正因為如此，淮南經濟發展受到極大的影響，失去了昔日的優越地位。據清人記載，洪水來臨時，官吏為保運道安全，經常打開運河減水壩和泄洪涵洞，雖“婦孺橫臥壩頭，哀呼求援”，都置之不顧，“堤下民田立成巨浸矣”。在此情況下，清代運河沿線農民為保家園，不得不起來自衛，私自決堤放水，一時“決堤案”層出不窮。如道光十二年夏秋之季，蘇北連降暴雨，黃河與運河水相彙於運河，水量大增，而調節運河水位的洪澤湖也迅速暴滿，無力接收運河洪水。為保運道安全，官府竟啟開洪澤湖所有閘壩，排泄洪水，盡管如此，運河水位依舊居高不下。為防止官府進一步采取泄洪措施，桃源縣鄉民群起衝破官兵的阻攔，搶先開挖運河大堤，將運河洪水泄入洪澤湖。另如丹陽附近的上下練湖雖對運河有著重要的濟水作用，但下湖蓄水至七八尺時，“則上湖田亦淹至二三尺”。因此，當地農民經常決閘放水，與官府不斷發生衝突。這些決堤案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農民對運漕的仇視。魏源就曾對清政府在山東實行的保運措施有過激烈的批評。
四
宋代以後，封建政府在處理黃、淮等河河患與運河的關係時，也本著保運為先的原則，使治河工程完全服從於漕運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河患的危害。
黃河以善淤、善決、善徙著稱，自古以來便存在著嚴重的河患。曆史上封建王朝雖對其加以治理，但因工費浩大，而多放任自流，隻有到河患危及漕路安全時，才不惜代價予以治理。宋代以後，這一現象尤為突出。北宋前期，黃河屢屢泛濫，景?時，黃河決口商胡，形成黃河北流。嘉?時，黃河又自魏州衝出東流，出現北流、東流並存的局麵。黃河泛濫給廣大地區的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對此，北宋治河不是考慮順從黃河的自然走勢，以減少水患，而是首先照顧運道的安全。其時，禦河為通往河北前線的重要漕路，深受宋王朝重視，而北流黃河時常泛濫禦河，影響其漕運，宋政府便采取了許多抑黃東流的措施，堵塞北流。
金代時，黃河發生重大改道，奪淮入海。從此，黃、淮相彙，泛濫不絕，給中下遊廣大地區造成了日益嚴重的危害。但金及元王朝長期置之不顧，直到元至正時，黃河決堤北徙、危及運道時，元政府才委派賈魯治河。
明初以南京為都，漕運大體僅限於周圍地區，遼東軍餉則以海運供應為主。所以，明王朝對當時黃淮泛濫、運河淤塞的問題也不予重視。到永樂遷都北京後，南北運河成為漕運幹線，為保護運路安全，明中央才投入巨大的力量治理河患。永樂九年，調集15萬民工堵塞黃河北流決口，又疏通舊道，於是“河複故道”，繼續從淮河入海。此後，由於黃淮橫穿運河，防止黃淮影響運漕就成為治河的首要任務。如明孝宗所說：“今日治河，不但恐其為民害，抑恐有妨運道，致誤國計，所係尤非輕。”然而，長期以來，黃河泥沙大量沉積於淮河故道，嚴重地阻塞了河流，故黃河向北決口、遷徙勢所難免。但明政府為了保護山東運河，竭力人為地抑黃南流。在這一傳統治黃方針影響下，不僅治理黃河極不徹底，而且帶來了更大的危害。弘治至正德時，在黃河以北接連修築了數百裏長堤，以阻擋黃河，但越堵越潰。結果，在正德末年，黃河從徐州一帶湧入運河，“泛濫彌漫，茫於畔岸”，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種失業”，不僅造成了重大的水災，而且也嚴重地影響了漕運的進行。直到嘉靖年間，黃、淮之患都一直是困擾明廷的重大難題。但是，官僚們雖議論紛紛，卻仍死守抑黃保運的治河方略，所謂：“臣以為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因此，盡管嘉靖時采取了許多治河措施，但都未能消除河患。隆、萬時，潘季馴對黃河進行了大規模的整治，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於治河的中心目標仍然是保運，所以，成效維持的時間也不長，至萬曆後期，黃、淮泛濫再度猖獗，受災地區繼續擴大。
有清一代，治理黃、淮方略一仍明製。如清初河督楊方興即說：“黃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異宜。”在宋之前，但令黃河入海即可，而“元明以迄我朝，東南漕運由清口至董口二百餘裏，必籍黃為轉輸。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南不可以北”。因此，清王朝繼續奉行抑黃保運方略。清代隨著下遊河床的日漸淤澱，黃河已成為危害巨大的地上懸河，決口泛濫愈演愈裂，周圍廣大地區倍受其害。如康熙九年、十四年，乾隆十八年黃河三次決口即是。這些水災禍及黃淮中下遊廣大地區，造成了哀鴻遍野、流民無數的慘狀。特別是兩淮地區更是深受其害，成為著名的黃泛區。宋代及其以前的富饒之區，也變成最大的貧困之鄉。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宋以後“抑黃保運”的治河政策造成的。
宋代以後，在封建王朝抑黃保運的政策影響下，黃、淮河出現愈治理危害愈大的惡性循環。而這種“飲鴆止渴”式的治河活動，同時也耗費了無窮的人力、財力，極大地加重了社會經濟的負擔。宋以後，諸王朝都設有河夫製度，即定期調集黃河沿岸民夫加堤護岸。明前期河夫達百萬以上，正德時罷其7/10，仍有數十萬之眾。這些河夫“皆近河貧民，奔走窮年，不得休息”。各種不時之需，也動輒征調成千上萬的民夫。弘治三年明政府修陽武長堤，即役夫25萬；清代靳輔治河號稱用工最少，但也“日用三四萬人”。至於河工費用，更以浩大著稱於史。魏源記載乾隆四十七年的堵口“大工”，除用“帑千餘萬”外，又有加價銀1100萬兩。此後河費“數倍於國初”。另據記載，道光二十二年堵塞祥符決口，“用帑六百餘萬”；兩年後塞中牟決口，又耗銀1190萬兩。真可謂“竭天下之財賦以事河”。
綜上所述，漕運在中國曆史上的長期存在和繁榮，不僅直接、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間接地給廣大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無窮的危害。今天，當我們重新認識運河的運輸功能時，絕不可將運河在曆史上的客觀積極意義與對漕運的評價混淆起來。否則，將會抹殺了漕運給中國古代社會帶來過巨大消極影響這一史實。
（原文發表於《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