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夷簡並非庸碌無能之輩，然而在當時的大背景環境之下，為求自我實現，他隻能將主要智慮用於招權固位之上，為政的主要精力也花在計較利害得失、黨同伐異及爾虞我詐方麵。其政治權術之複雜多變、心計之縝密，自然非常人所及。呂夷簡的這些從政特點，無疑是宋太宗以來政治不斷保守、士大夫主流群體日益萎靡的產物。
三
“天子而下，宰相而已”。位居中書的宰輔們身係封建王朝的安危，他們不僅是朝廷大政方針的主要製訂者，而且是統治政策的最高執行者。他們的活動，基本構成了一代封建政治史。身為宰相的呂夷簡，三貫台席，前後主政達二十餘年，這在北宋曆史上是不多見的。因此，其從政風格反過來也必然對宋仁宗朝政壇產生頗大的影響。
經曆了唐末、五代戰亂以後的北宋，正處在恢複封建道德標準及其社會風氣之時。值此時代變易之際，為求鞏固已取得的高位，呂夷簡在維護祖宗之法和傳統道德規範的旗幟遮掩下，巧妙地運用了政治權謀，上下其手，左右逢源，長期盤踞於政權中樞，從而形成了其獨有的從政特點。這也是呂夷簡所屬士大夫群體因循守舊的普遍意識製約規範的結果。然而，也正是因為呂夷簡位居中樞，執掌重權，其從政風格反過來又必然對當時的政治產生重大的影響。揆諸呂夷簡執政以來的有關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鐵的史實：數次將範仲淹等一批直言進諫、要求改革的官員一一罷免，“使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教其弟，鹹以直言為諱”；同時又對阿附於己者大力扶持，“使天下之人，皆以逐利為智能，遠勢為愚鈍”，“使天下貪廉混淆，善惡無別”，以至於“法製日以玩弛，徼幸之弊多”。更重要的是，他身居宰輔之位，不能為封建朝廷和天下百姓興利除害，所謂“謀身忘公，養成天下今日之患，遂致二邊連構，百姓困窮”，遂對北宋中葉的國勢造成了不良的後果。此外，呂夷簡的權術活動，還對士大夫群體帶來了觀念、意識上的消極影響，時人批評道：“居官者以因循自守，不務遠圖，求進者以必遂為限，無嫌苟得”。甚至連此後的許多所謂賢良方正之臣也不例外。正如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在《宋論》中所指出：“（呂）夷簡固以訕之不怒、逐之不恥，為上下交順之術，而其心不可問者多矣。其繼起當國能守正而無傾險者，文彥博[也]，而亦利用夷簡之術，以自挫其剛方之氣；乃恐其誌不足以行，則旁求助於才辯有餘之士，群起以折異己而得伸”。而曾與呂夷簡水火不容的改革派代表範仲淹，在遭受了多次打擊後，也似乎有些理解了呂氏為人。朱熹便曾言及呂、範和解之事。範仲淹在給呂夷簡寫的祭文中則稱其：“股肱同體”、“雍容道行”。於是，統治集團在政治上守舊無為，軍事上消極防禦，思想上害怕變革，生活上奢侈腐化，從而加速了北宋中葉政治的頹勢，以至於時政弊端叢生，積重難返。即使偶然出現的一些除舊布新的勢頭，在以呂夷簡等人為代表的強大的習慣勢力麵前，也隻能被壓抑下去。朱熹直接了當地抨擊道：“呂夷簡最是個無能底人”，“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間，隻是相共扶持這個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隻忍受，不敢與較，亦不敢施設一事”，可謂一針見血。正是因為呂夷簡當政期間政治的極端因循保守，也應了“物極必反”的法則，遂在其罷相不久出現了“慶曆新政”及以後的王安石變法。
綜上所述，呂夷簡作為北宋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宰相，既非無能奸佞之流，也非有為諍臣之輩，其弄權、固位之從政特點的形成與演變，既是其家庭、文化及社會階層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更是宋初以來保守政治日益發展的產物。而在呂氏從政風格的影響之下，北宋中葉的政風也日趨頹喪，給當時的封建統治帶來了頗大的危害。
（本文與張瑾合作所寫，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