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夷簡是宋仁宗朝著名的宰相，曾三冠輔相，主政達二十餘年之久。對於這樣一位在當時產生過很大影響的政治人物，宋人毀譽不一，讚揚者稱其“有絕人之材”；不滿者指其“壞了天下”。縱觀呂夷簡一生，其從政早期曾頗敢言直行，興利除弊，但其後卻轉為玩弄權術，排擠異己，以取寵固位，並以此而聞名於史。那麼，呂夷簡的這一從政特點與北宋中葉的政風究竟有什麼關係？這無疑是宋代，乃至於中國封建政治史上的又一重要問題，值得深入地加以研究。
一
呂夷簡是宋仁宗朝執政時間最長的宰相，先後三入中書。史稱其“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揆諸各種史料記載，不難看出呂夷簡的從政活動及特點經曆了一個由直言敢為轉向熱衷權術的蛻變過程。有關其這方麵的活動內容，可概要如下：
早期敢言敢行、興利除弊。呂夷簡在宋真宗鹹平年間入仕後，尚不乏關心民瘼、遇事敢言的政治熱情。如在任濱州地方官時，曾上書朝廷廢除河北自五代以來征收農器稅的做法，自是“天下農器皆勿算”，從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在提點兩浙刑獄任內，他請求緩伐木材於南方，以減輕“工徒至有死者”的問題；在任侍禦史知雜事期間，他又不顧“忤大臣意”而揭露了“假李順”案等。此外，呂夷簡還曾奏彈李溥專權、為寇準辯誣等，這都體現了呂夷簡從政早期盡職敢言的特點。因此，呂夷簡遷任權知開封府後，已頗得令名，所謂“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於屏風，將大用之”。
宋真宗死後，呂夷簡配合次相王曾將長期弄權亂政的首相丁謂驅逐出朝，又勸劉太後將天書隨葬梓宮，以結束荒誕、勞民傷財的祥瑞活動。天聖二年合祀天地時，按例輔臣皆應遷官，時任參知政事的呂夷簡卻主動帶頭“辭之”，遂僅加恩而已，從此“著於式”。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也能反映其當時的從政風格，即：呂夷簡與張士遜等大臣主持的茶法改革受阻後，張士遜等人隻顧為自己辯白，一味推卸責任，而呂夷簡則能不顧及自己的得失，據理力爭，指出變法的成效所在。到宋仁宗親政伊始，呂夷簡手疏時政八事，史稱其“勸帝語甚切”。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出，在宋仁宗朝初期，呂夷簡仍保持了積極的政治熱情。
主政後日趨保守，“動有操術”。當呂夷簡在天聖七年升任宰相之後，其果斷、進取的從政特征逐漸喪失，日益轉向明哲保身，大搞權術，以取寵固位之路。根據有關記載，早在劉太後垂簾聽政時，呂夷簡就奔走於兩宮之間，一方麵維護天子利益，另一方麵則對太後的許多非分之舉予以讚助，所謂“歲月逾深，謀猷益著”。宋仁宗親政後，呂夷簡在政治上更是無所創建，惟施展權術，趨利避害而已。如景?二年，呂夷簡奏令參知政事宋綬上中書總例，稱“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宰相矣”。此舉實際上為中書大臣製定了行為條框，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隻能按部就班，墨守成規。再如，當宋仁宗詢問廢除前線宦官監軍一事時，呂夷簡稱：“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而當宋仁宗要求其推薦“謹厚”人選時，他又以不熟悉中官為由推辭，建議由內侍首領保薦。最終，權宦因懼怕承擔責任而主動要求撤掉監軍。如此，呂夷簡既滿足了人主之意，又避免了與內侍的衝突。
呂夷簡在竭力“深結人主”的同時，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又黨同伐異，充分施展權術將異己者一一排擠出朝。如先後將李迪、宋庠、王曾及任布等等反對派逐出中書。他甚至還借機挑唆宋仁宗廢黜了曾非議過自己的郭皇後。呂夷簡不遺餘力打擊政敵最突出的表現，則是以“朋黨”的罪名排擠以範仲淹為首的、不滿保守朝政的一批官員。呂夷簡一麵打擊反對派，一麵擴大自己在朝中的勢力，先後薦用的宰臣王隨、陳堯佐等人，或老弱昏憒，或貪濁畏懦，其用心正如當時人孫沔向宋仁宗所指出的：“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呂夷簡還通過提高宦官品位等施恩活動來拉攏宦官，以便及時了解宮中情況的變化。後人修《宋史》時，對呂夷簡所為有這樣的評語：“及其為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
由此可見，進入中書後的呂夷簡費神耗思地“排除異己”、“招權市恩”，其所為雖然算不上權臣行為，但因“進用者多出其門”，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其把持朝政的局麵。
二
呂夷簡的上述從政活動及其特點變化的產生，既有其個人內在的因素影響，更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北宋太宗以來保守政治的直接產物。
如所周知，北宋是在五代藩鎮割據、君弱臣強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通過兵變而“黃袍加身”的宋太祖深諳五代之弊，因此，為了維持趙宋王朝的長治久安，在各方麵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加強中央集權。如所謂的收兵權、分割相權等內容，其遂以開國之主的示範行為，為後世嗣君確立了治國的基本原則。宋太祖曾對輔臣趙普說道：“朕與卿平禍亂以取天下，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宋太宗繼位之初，曾想有所作為，但其才識、品性和魄力都不如乃兄。北伐戰爭的接連失敗，使宋太宗由急於建立不世之功轉為怯懦懼戰，消極防禦。再加之其以非常手段登上帝位，多疑的人格和陰暗的心理，使他迫切地希望政治上的安定，為政方針便集中在“保”和“守”之上。開寶九年，宋太宗登基初便對近臣們表示：“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製，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可見，“因循”、“防弊”已成為宋太宗尊崇奉行的治國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