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日趨末落的同時，女真族迅速崛起，並很快滅亡了遼勢力，從北部對宋構成更大的威脅。麵對邊防形勢的急劇變化，宋徽宗腐朽統治集團沒有立即調整邊防部署，將國防重點轉向北線，利用取得燕京等地的有利條件，構建堅固的禦北防線，完成宋祖未能實現的目標，也未增強開封的防衛力量，以應付可能出現的金兵南攻，反而繼續追求享受，因循於舊有的防守體係。因此，北宋城破國亡就不可避免。從1125年至次年，其間僅隔半年時間，金軍就兩次南攻開封。其進軍路線是：西路從大同攻河東，再轉向東進；東路從河北正麵南攻，渡過黃河後，與西路軍合圍開封。除西路軍首次南攻被阻於太原外，其餘幾次進軍都極為順利，特別是東路軍兩次南下，勢如摧枯拉朽，宋河北及都城的防線一觸即潰，黃河淺?，難以限敵，“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敵逐北而追之。”開封頃刻就成為金軍打擊的對象。1126年閏十一月，開封城破，北宋終亡於邊患之手。
北宋亡國的教訓是極其慘痛的，究其原因，當然主要在於北宋末的腐朽統治，但其亡於異族之迅速，卻是與北宋長期實行失敗的國防政策有關。葉適精辟地指出：“靖康之禍，不特群（纖）[忄僉]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如果說，宋初對遼采取的防守部署，是特定形勢下的策略手段，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那麼，到宋太宗晚年定形的全麵防禦之策，則是悲觀失敗主義的產物，毫無積極意義可言。在這一消極政策的指導下，北宋完全自覺地放棄了戰略上的主動權，收縮兵力，處處設防，滿足於守住已有疆域。這一政策一經確立，就成為北宋統治集團苟且偷安的護身符，葉適一針見血地指出：“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由於這一政策犯了“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的軍事大忌，加之地理上不利防守的弱點，所以，北宋的防禦體係必然是脆弱的，無法承擔國防重任，被動挨打的局麵就難免出現。澶淵之盟後，北宋國防的弱勢已明顯形成，西夏強盛後，北宋的防禦麵擴大，兵力進一步分散，從而弱上加弱。及至北宋末，腐敗的政治更導致了國防力量的渙散、瓦解，“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紗勢之不可反者，遂為膏盲不可療之危疾。”由此可見，北宋亡國乃基於其長期的積弱，而其積弱又主要在於其失敗的國防政策。
四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北宋長期存在的國防形勢緊張局麵，與開封地形無險可守的弱點有一定關係。北宋當朝不少人都對此提出了批評，並提出了遷都的建議。北宋滅亡後，有關這方麵的議論就變得更加激烈，如鄭樵說：“宋祖開基，大臣無周公宅洛之謀，小臣無婁敬入關之請，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難。”明人劉定之認為，北宋“山河險固不足恃而恃兵以為命，然邊敵之兵強，中國之兵弱，其俗不同也；創業之兵強，守成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以邊敵為鄰國，以守成期子孫，則兵不可恃……宋之都汴豈非失計邪？”這些評論都指出開封防守困難、不利於國防的事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進而將北宋積弱乃至亡國的惡果全歸於定都開封，則失之偏頗。開封缺乏天然屏障，固然不利於防禦，然而，國防鞏固與否的關鍵，在於國防政策以及國防體係的內容如何，而不是其他。後周也定都於開封，但由於周室采取了以攻為主的國防政策，抓住了對遼戰爭的主動權，因此，開封不僅不成為其累贅，反而有利於屯集軍隊、調集物資，其交通便利的地理優勢得到了充分發揮，成為支持北伐的重要基地。即使在宋初，宋太祖采取的禦北政策也是以積極防禦為主，不乏適時的反擊鬥爭。所以，邊患同樣受到了極大的扼製，未對開封構成直接威脅。事實上，宋開國者敢於定都開封，反映了宋初統治者有著繼續北伐、與契丹爭鋒的氣勢，而不是退縮避難。隻是到北伐失敗後，由於宋統治集團喪失了主動進攻的勇氣，采取了防內甚於防外的方針，使單純防禦占據了國防政策的主導地位，北宋從此才處處受製於人，開封也變成國防上的沉重包袱，導致了被動挨打局麵的出現。還是元人說得好：“故其始雖足以戢奸雄之變，而其終漸無以禦外敵之驕。”至於遷都之說，如不相應改變上述國防政策的內容，而僅限於單純避禍，則是一種更大的退縮，宋室偏安一隅的現象就可能更早出現，這正是澶淵之盟前後，寇準所竭力反對的：“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複保邪？”
總之，北宋定都開封並非是其積弱乃至亡國的直接原因。定都開封與宋太祖積極的國防政策相配合，即為合理之舉，無可非議；但宋太宗及其後諸帝在繼續安都開封的情況下，改為消極的國防政策，就使都城與國防不再相適，從而渙散了北宋的國防能力，並最終導致其國防政策走向失敗。
（原文發表於《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