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繼承乃兄的統一設想，迅速完成了南征計劃，在攻滅北漢後，又馬不停蹄揮師北伐，但這次北伐以失敗告終，不僅宋軍損失慘重，連宋太宗本人也蒙受中箭之恥。986年，北宋再次北伐，仍然失敗。北伐失敗的原因，既與契丹實力強大有關，也與宋軍準備不足、指揮失誤有關。北伐本身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失去地利的情況下，北伐也成為一項艱苦持久的事業，而宋統治集團並沒有這樣的精神準備，在失敗麵前手足無措，一時恐遼氣氛籠罩政壇。宋統治者在戰略上不願、也不敢再對遼采取攻勢，收複燕雲、從根本上改善北部國防形勢的計劃，遭到了拋棄。於是，北線成為北宋一朝國防的最大弱點和負擔，而開封的防禦也成為困擾宋統治者的最大難題。為了阻擋遼軍南犯，填補京畿及其以北無險可依的弱點，宋廷一麵在河北屯駐重兵，處處設防，采取全麵防守的態勢，一麵又在沿邊開挖河塘，種植稻木，構成阻滯遼騎的障礙，同時，在京師原有駐軍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駐軍人數，並將“收兵權”的方針與拱衛開封的安全結合起來，實行“內外相製”的屯兵原則，即：京城駐天下之半軍隊，以威懾各地，合四方軍隊以防京軍叛亂，使京師駐軍數量前所未有。總之，北伐失敗後，北宋的國防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由積極進取變為消極防守，表明北宋統治者從此眼光向內，對外采取了消極退讓的態度。宋太宗曾為此辯護道：“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於是“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成為當政者的普遍認識。
三
宋太宗晚年確定的全麵防禦的國防政策，雖在較大程度上可以填補京畿無險的缺陷，發揮了“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險阻”的作用，但在總體上卻是失敗的。其一，全麵、單純的防守，使北宋在國防上喪失了主動性，違背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的軍事原則，難免陷入被動挨打、防不勝防的境地；其二，在“利戰不利守”的平原上采取守勢，可謂以短對長，極大地增加了防守上的難度；其三，處處設防，分兵把守，使宋軍難以積極配合，迅速集中，喪失了戰時的兵力優勢，難敵相對集中之敵；最後，“以兵為險”的部署，使開封成為國防上的重包袱，造成了“國依兵而立”的局麵。這一局麵在一般情況下尚可維持，但在出現邊防危機、幾麵受敵的情況時，則難以應付，如調京師駐軍支援前線，原有防務部署勢必瓦解，開封便有亡城之虞；如重兵困守京師，則邊防又有崩潰之險，使北宋陷入了兩難境地。但是，由於這一政策既適應懼外怕打的心理，又有利於皇帝控製軍權，所以，竟被統治集團捧為護身法寶，即使在以後實力大增的情況下，也不稍加調整，依然遵行不悖。這就不能不對北宋的國防乃至南宋的抗戰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
首先，上述國防政策的實施，使北宋政府長期背負了巨大的軍費負擔。為了完成全麵防守的兵力部署，北宋不得不大肆擴軍，陷入越怕打、招兵越多的惡性循環。宋初，禁、廂軍約37萬（其中作戰的禁軍約20萬），太宗末年，各增加了近一倍，此後，總數更超過了100萬。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很少裁軍，“冗兵”現象極為嚴重。這支軍隊的相當部分，是用來衛戍開封的，所謂“府畿之營雲屯數十萬眾”，龐大的京師駐軍，又是造成“冗兵”現象的重要原因。由於北宋實行募兵製，軍隊的各項開支全由政府負擔，因此，巨額的軍費就成為北宋財政的最大包袱，宋人即承認：“自來天下財貨收入，十中八九贍軍”，從而削弱了北宋的國力，並促發了北宋中期的財政危機。
其次，更為嚴重的是，上述國防政策導致了北宋禦外戰爭的徹底失敗。宋太宗後期，北宋對遼已出現被動挨打的局麵，“鹹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宋真宗登基後，契丹更不斷出兵南犯，宋軍除楊延昭數將反擊外，大多困守城壘，如大將傅潛擁兵八萬，卻“閉門自守”，不敢出戰。結果，宋河北防線形同虛設，遼騎任意橫行於河北、山東的許多地區，甚至開封也“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1004年，號稱20萬的遼軍大舉南攻，如入無人之境，僅用兩個多月就打到黃河北岸，宋都已翹首可見。北宋王朝麵臨亡國之險，宋廷內部一時要求南遷避難的呼聲甚高。北宋最終付出巨大代價――澶淵之盟，才換得遼軍北撤。這充分證明了北宋全麵防守政策的失敗，暴露了“守內虛外”態度的虛弱本質。然而，宋統治集團不僅沒有在失敗中清醒過來，對無能的國防政策進行徹底的改造，反而認為遼軍不可戰勝，更不敢設想反攻的戰略。此後，北宋統治者竟視“議和”為休戰法寶，用來補充防禦政策的不足。澶淵之盟後，宋真宗曾幾次西巡洛陽，許多人鑒於不久前的教訓，建議行都於此，但宋真宗既安於開封的優勝條件，又寄希望於議和條款，拒絕了這一請求。可以說，北宋統治者從此陷入苟且偷安的泥潭，而不可自拔了。
與北宋對遼退讓求和的同時，西夏崛起於西北，又從側翼對宋構成威脅。宋仁宗時，西夏對宋不斷發動攻勢，迫使北宋從京畿抽調大批軍隊，投入西北戰場，一時陝西駐軍竟達30多萬。這種剜肉補瘡的辦法，實際上改變了原來以禦北為主的防禦體係。其結果是，北宋雖憑借陝西、河東的有利地形擋住了黨項的進一步進攻，但河北及京師卻出現了防禦空虛的嚴峻局麵，引起不少有識之士的警惕。包拯對“內理外安”的論調進行了批駁，“議者或謂四夷乃支體之疾。夫支體之疾亦根於心腹矣，苟支體未寧，則心腹安得無患！”指出河北“郡無善將，營無勝兵……緩急之際，曷以禦之？”宋祁也上奏曰：“天下根本在河北……（今）乃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為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行，如行莞衽。”範仲淹在上奏中則認為：在遼夏“夾困中國”的形勢下，應一方麵“日夜計略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則戰守為實事”，積極備戰。另一方麵加緊修繕洛陽，儲積充足的糧物，“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盡可能減輕都城對國防的負擔。範仲淹等人主張把國防建立在積極防禦、有備無患的基礎上，反對因循守舊、依賴議和的態度，可謂明智之議，但卻被當政者視為“迂闊之論”，不予重視。於是，遼乘機陳兵要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宋不得不與夏訂立“慶曆和議”，對遼增加“納”幣的數額，用屈辱的條約換取了暫時的和平。由於此後遼朝逐漸衰落，宋邊遼境趨於穩定，而西夏的進攻仍時斷時續，因此，北宋將防禦重點轉向西北。宋神宗及其後幾代，對夏都采取了“開邊”蠶食的鬥爭，開封駐軍進一步西調，都城的防衛力量更為減弱。宋神宗就說：“京師兵馬比元擬留十萬人數已甚減少。”宋哲宗時，又有人指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後果不堪設想。這種局麵到北宋末就變得更為突出。隨著政治日益黑暗，軍政不斷破壞，北宋的國防實力遭到極大削弱，特別是在京師駐軍已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又出現了嚴重的闕額現象，“自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從根本上瓦解了“以兵為險”的開封防衛體係。事實上，全麵防禦的國防政府至此已名存實亡，所謂“至於靖康，禁衛弱矣”，由此可見。到北宋末年，開封已陷入不堪一擊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