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夏竦、陳執中因無能被罷免陝西統帥之職後,當政者在西部設置四個防區,以管勾秦鳳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韓琦、管勾涇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範仲淹和管勾?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龐籍,“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同時,任命武將為各自副手。之後,宋中央下詔:
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製,違者以軍法論。
這項規定明確樹立了文臣在戰場上的絕對指揮權。於是,武官扮演文臣手下的部將角色,遂成為定製。慶曆二年以後,“複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緣邊招討使,命韓琦、範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次年初,王堯臣的上言又反映:“四路置帥,逐路遂各帶都部署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都部署亦為副使。”次年,又罷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複置逐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武將仍為各路副都部署。
慶曆時,西線雖然出現了上述多次調整,但文臣統軍體製卻沒有絲毫變化。如當文官統帥滕宗諒等因公用錢事遭攻擊時,參知政事範仲淹便上奏警告道:“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此時,武臣擔任的路分部署,大多為刺史級武將,一路多至十幾名,完全聽命於本路文臣統帥。如:文官王素知渭州兼本路經略安撫使時,武官蔣偕因遭夏軍攻擊前來請罪,王素“責偕使畢力自效”。部署(總管)狄青認為不妥,王素則說:“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狄青遂“不敢複言”。以後,當朝廷有意任命狄青知渭州時,諫官餘靖起來反對,理由即是:“朝廷自來以武人粗暴,恐其臨事不至精詳,故令文臣鎮撫,專其進止。”
對夏大規模戰爭平息後,宋中央在更多的地區用文臣主持軍務。如:以程琳判延州兼?延路經略使、陝西安撫使,以富弼為京東路安撫使、知青州,以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以葉清臣為永興軍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撫使、知永興軍。河北地區雖一時仍有武將出任都部署,如夏守□、楊崇勳及王德用等大將之任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但不久也被罷免。據記載,慶曆七年,“析河北大名、真定府、定州、高陽關為四路,每路各置都部署一員,鈐轄二員,都監四員。如無事,隻以河北安撫使總製諸路,或有警,即於大名置四路行營都部署,擇嚐任兩府者為之”。次年,夏竦再提類似建議,宋廷遂分河北為大名府、高陽關、真定府及定州四路,“凡兵屯將領,悉如其議,惟四路各置安撫使焉”。由此可見,河北地區的武將縱然一時能出任某路都部署,也不過是文臣擔任的安撫使或四路行營都部署的下屬。以後,賈昌朝又上言:“自來軍主都虞候並廂軍都指揮使,近年退斥者多差為河北路部署、鈐轄”,因此“請自今止差閑慢路分”。也就是說,至宋仁宗朝後期以及宋英宗朝,武將所任部署之職不僅地位進一步下降,而且常常屬於“閑慢路分”之職。
四宋神宗朝及以後的武將副總管及其地位
宋神宗時期,以往的地方統軍體製基本得到延續,武將仍大致隻能擔任副都總管,往往又簡稱副總管,充當文臣經略使、都總管的下屬。沈括的以下記載,頗能反映出副總管對經略使的服從關係:
予為?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製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並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更,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製。
熙寧六年,因河湟地區用兵指揮權問題在朝堂發生的爭論,可以進一步說明當時武將副總管的從屬地位。曾任過經略使的蔡挺言:“經略使出,副總管一麵指揮兵馬,從來有此例。”王安石則曰“隻為近年無經略使出外,副總管在內事,然不妨副總管節製得兵官。”蔡挺又言:“臣巡邊時,副總管亦不敢行文書。”王安石說“從來副總管不敢幹帥府權柄,又經略使雖出,實無事可施行,故不敢行文書耳。若經略使圍閉隔絕,即副總管指揮偏裨會合,孰敢不從?且孰以為越職?”以後,王安石向宋神宗建議,應賦予文臣統帥王韶更大用兵權。宋神宗認為:“武臣自來安敢與帥臣抗?”馮京也附和道:“孟德基止因經朝廷言利便,不由王素,王素移令監教閱,幾欲自殺。”按:馮氏所說孟德基,乃以往文臣王素屬下武將。這些記載,都說明當時武將副總管完全從屬文臣主帥的事實沒有改變。
宋神宗熙寧七年實行“置將法”後,各地駐軍基本由新設之將官訓練、管轄,而聽命於各路文臣安撫使(《合璧後集》卷七五《諸路將官》),武將副總管也依舊充當帥臣的配角。
《元豐官製不分卷?諸軍都統製》雲:“渡江以前,陝西、河東三路皆以武臣為馬步軍副都總管,遇出師征討,諸將不相統一。”可見到北宋後期,上述製度依然得到貫徹。宋徽宗時任伯雨乃指出“本朝太祖、太宗時,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時勢所係,不得不然。及至太宗以後,迤儷悉用儒將,至於並邊小郡,始用武人。此祖宗深思遠慮,鑒唐室藩鎮之弊,以為子孫萬世之計也。”這段話,算是道出了北宋武將從早期位高權重的都部署到後期職卑權輕的副總管變化過程的原因所在。
(原文發表於《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