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登基一年半後發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足以從側麵反映武將順從觀念的牢固程度：太平興國三年，秦州節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飛雄，詐稱天子派出的巡邊使臣，結果從關中換乘官馬，在地方武官的向導下，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內。麵對不持任何憑證的李飛雄這樣一位“使臣”，當地駐軍將領竟俯首帖耳。結果，李飛雄矯詔逮捕多名帶兵將官，並準備處死，而諸將都甘心受縛就刑。以後，因李飛雄利令智昏，露出破綻，才被眾人捉獲。李飛雄事件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這一切隻能說明武臣們已完全屈從馴服，昔日桀驁強悍的影子，此時可謂蕩然無存。
太平興國以來，宋太宗對武臣們的監督愈來愈嚴，管束也越來越緊。如太平閹國八年，鎮州駐泊都監彌德超虛造罪名誣陷樞密使曹彬，後雖經大臣解釋擔保，但宋太宗稍解除了曹氏的職務，將其調為外地節度使。彌德超因迎合了主子抑製武將的心理需要，立即被破格提升為宣徽北院使，更授予樞密副使的要職。不久，彌氏誣陷之事敗露，但曹彬卻沒有能恢複原職。像曹彬這樣謹慎持重的軍界首腦尚且因隻言片語被罷官，而如郭進、楊業輩勇於用兵的名將，其被逼死也就不難理解。這一切事例無疑都深深地教訓著每一位武官，使他們不能不倍加小心，寧肯失職取敗，也不敢冒然觸犯天條戒律。所以，曹彬和潘美在第二次北伐中的無能表現，就不免使人產生這樣的懷疑：翦鋒挫銳，有意避功，以釋天子猜忌。這種看法又尤以清初王夫之最具代表。王船山認為：曹彬謹慎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楊業於死地的做法，是為了避免“功高震主”，所以選擇了不深究責任的戰敗結果，“勝乃自危，貿士卒之死以自全”。
由於宋太宗統治集團對軍隊將領實施了種種防範、壓製以及歧視的政策，特別是隨著兩次北伐的失敗，當政者眼光完全向內，對武將進一步實行了前所未有的抑製甚至打擊政策，於是武將的精神麵貌再度發生重大轉變，由宋太祖時代初步形成的謹慎、謙恭的趨勢，進一步變為順從、庸碌以及怯懦的普遍特點。一時，武官們在政壇上黯然失色，精神萎靡。如樞密使楚昭輔雖為武官出身，但從未真正上過戰場，其最大的特點還在於“忠謹，無他才略”。楚昭輔雖然吝嗇成性，遭人譏諷，但性格上的弱點絲毫不影響給天子看管兵籍庶務。而另一位樞密使曹彬，也愈加謹慎小心。其他如柴禹錫、張遜、王顯、楊守一以及陳從信等人，都因為早年曾在藩邸效過力，被趙光義視為心腹，以後或入主樞密院，或出外統管禁軍，成為太宗的親信和軍隊核心人物。但這些人大都沒有戰場經驗和軍功，惟以迎合太宗旨意為能事。所以元人修《宋史》時評價道：“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再如太宗藩邸衛士出身的王超和傅潛，在戰場上畏敵避戰，成為世人恥笑的常敗將軍，但卻能長期擔任禁軍統帥。事實上，趙光義對純粹因為軍事原因失敗的將領，總能給予寬厚處理，或置而不問，或暫時貶官，隨後又恢複職位乃至提拔。可見，宋太宗對高級將領過分強調忠心，而忽略了其軍事才能，這實際上便降低了軍官的角色標準。
在宋太宗朝後期，眼見軍事將領那種庸懦無為的精神狀態，就連一些文官也感到後果嚴重，於是轉而向天子進諫，請求給武官們一定的權威和榮譽，以免使朝廷的軍事組織渙散瓦解。如端拱二年，右拾遺兼直史館王禹□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統禦，力崇儒術，親主文闈，誌在得人，未嚐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常官”，“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王禹□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另外，張洎、田錫等幾位文臣也有類似的議論。透過王禹□等人的議論，不難看出宋初以來的“抑武”政策至此已遠遠走過了頭，造成了武將精神沉淪的嚴重後果。
到宋真宗以後，“抑武”政策被作為祖宗之法得到繼續貫徹，並變本加厲，甚至戰場上的指揮大權也交給了文官，將領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在與黨項交戰的西部前線，宋中央下令“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製，違者以軍法論”。於是，範仲淹、韓琦等文官以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的身份，負責指揮各路軍隊。確如宋人劉摯所雲：“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製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製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製，出入戰守，唯所指麾。”在此形勢下，怯懦無能的武將隊伍受到士大夫的普遍蔑視。宋仁宗時，宰相王曾便將地位與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將的樞密使張耆，蔑稱為“一赤腳健兒”。以後，名將狄青進京赴任樞密副使，竟被文人們貶呼為“赤樞”（當時軍人有“赤老”的蔑稱）。而翰林學士歐陽修也敢於輕視樞密使、老將王德用，所謂“老衙官何所知”。
綜上所述，在宋初統治集團實行的一係列措施的壓製下，北宋的武將隊伍逐漸被擠壓成循規蹈矩、無能怯懦的群體，其整體精神狀態遂呈現出頹喪、萎靡之勢。而這一局麵的長期存在，不僅從一個側麵加劇了當時“尚武”精神的淪落，使軍旅被視為下賤之業，而且極大地削弱了國防能力，是造成北宋被動挨打的可悲後果的一個重要原因。
（原文發表於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