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國初，社會上武風依然甚烈，將官們身上多有強悍之氣，甚至還有武將敢於敲詐朝中大臣。如王彥升任京城巡檢一職時，曾夜闖宰相王溥家門，以索酒為名進行敲詐。類似王彥升行為的存在，使統治者覺察出了潛在的危險。即：武將在文臣麵前飛揚跋扈，實際上便是漠視朝廷法度和天子權威。而文官受到壓製隻能導致武將勢力的過度膨脹，使國家機構中文武職能無法保持均衡，其結果是社會既無法得到安定，兵變也難以根絕。於是，宋太祖在實施各種措施消除將帥自專軍隊問題的同時，也有意提高文臣的社會地位，處心積慮地在朝野營造“崇文”的氣氛，以對武將的權威加以抑製。
北宋建國後，逐漸在各方麵推行了尊儒重文的方針、措施，其中突出的有：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如任命謀臣趙普為樞密副使，架空軍人出身的樞密使吳廷祚。趙普升任樞密使後，完全淩架於諸將之上，標誌著文臣主掌了全國軍政大權。以後，趙普獨任宰相，樞密使雖幾度由武官擔任，但其權威皆無法與趙普抗衡，這就徹底扭轉了五代時樞密使欺壓宰臣的局麵。又如太祖不斷從中央派出文官到各地任職，陸續取代原來藩鎮手下的爪牙。太祖對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其二，趙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擴修儒家先聖祠廟，親自為孔子作讚文，並率群臣拜謁孔廟，以向天下傳遞尊儒重文的信息。其三，對科舉製度給予高度重視，不僅擴大錄取人數，而且開創“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試”製度。另據記載，太祖還曾在宮中立碑，誡後世繼承者勿殺文臣士大夫。諸如此類，等等。
經過宋太祖一朝的整頓，終於解決了軍閥稱雄的問題，同時也使武將的精神麵貌開始發生變化。如在宋太祖“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的號召下，即使一些不讀書的武將也積極加以響應，甚至還鬧出一些笑話。大將黨進本不識字，但某次奔赴前線前，他也想對太祖致辭以示告別。有人勸他：作為武將，不必如此。但黨進卻執意要做。結果，黨進“抱笏前跪”，一時忘卻所記之詞，隻得隨口道：“臣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聽了黨氏的話，侍衛們不覺掩口失笑。誰知黨進出宮後卻說：“我嚐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這雖幾近於笑話，但卻足以說明朝廷的崇文態度，對武夫們產生了多麼大的影響。
宋太祖在位後期，明智的將領們已適時調整了自己的心態，對文官們采取了恭敬的態度，這其中又尤以曹彬的表現最為突出。曹彬雖位居樞密使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車馬，他都“必引車避之”。這一極端化的舉動之所以出現，正是當時武將精神麵貌巨變的一個縮影。也就是說，當尊嚴和榮譽在與利益和前途發生衝突時，生存於專製集權體製下的現實主義者，可能采取的行動通常便是壓抑前者而維護後者。
二
宋太祖在位時，天下尚未完成統一，因此收兵權、削藩鎮的目的，並非壓製國防力量，而是要清除軍中的異己因素。所以，趙匡胤還是提拔重用了一批資曆較淺的將領，或令其鎮守地方，或派其出征作戰。當然，這些將領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絕對效忠中央。在此前提之下，他們即使暴露出一些弱點及出格行為，太祖也能寬容對待。如對待禦北前線的李漢超、郭進等將領就是如此。而到了弑兄上台的宋太宗時代，在強烈的陰暗、猜忌心理的支配下，對可能最大威脅帝位的軍事將領就更加戒備了。因此，在宣稱繼承太祖成憲的旗幟下，趙光義又接過了“抑武”的利器，通過繼續壓製武將的手段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其突出措施如下：
其一，太宗即位後，很快便罷免了向拱、張永德、張美和劉庭讓四位宿將和開國功臣石守信的節鉞，將他們或轉為虛職，或安置到西京閑差。禁軍大帥黨進則被外放為地方節鎮。不久，另兩位禁軍首腦楊信和李重勳相繼病死。於是，宋太宗逐漸起用了自己信賴的武將掌管了禁軍；其二，太平興國二年初，太宗借機下令將各地節度使子弟調入京城，將他們編為殿前承旨的軍職，實際上等於將他們變為人質，以製約四方將領；其三，在第一次北伐契丹期間，因曾發生一部分將領欲擁立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趙德昭為帝的事，班師回朝後，趙光義不僅逼死了皇侄德昭，而且通過貶責從征的重要將領石守信、劉遇等人，嚴厲地教訓了帶兵的武將；其四，由於對武夫的猜忌心理進一步加劇，特別是對某些將領謀立趙德昭一事耿耿於懷，所以宋太宗對武將處處設防，實施“將從中禦”之法，如慫恿監軍牽製、甚至欺壓將帥，更多地使用“陣圖”約束戰場指揮官的手腳等；其五，通過進一步深化“崇文抑武”的方針，來製約武將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如宋太宗即位僅兩個月，就親自操持科舉考試，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人，甚至連執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又如：太宗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進行遷址和大規模重建，又親賜名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決心。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後，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而且還要求禁軍首領也來參觀，所謂“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還值得一提的是，太宗將沿襲已久的宮中內殿――“講武殿”，更名為“崇政殿”。此舉看似枝節小事，實則反映“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諸如此類等等。宋太宗晚年曾針對抑武的措施辯護道：“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需要指出的是，“將從中禦”是宋太宗深化抑製武將舉措的重要產物。宋太祖在位時，為了防止帶兵將官擅自行動，造成尾大不掉的後果，在每次軍事行動前，都要對將領作一些指示，並派出親信任都監，以監督諸將的舉動。不過，趙匡胤久經沙場，熟知前方軍情瞬息萬變的特點，故對軍官僅扼要指示，對戰場的具體指揮過程並不直接幹預。趙光義即位後，因對武臣有更深的戒備心，遂逐漸幹預，甚至控製他們在戰場上的一舉一動，這在當時被稱為“將從中禦”。宋太宗在設置監軍的同時，賦予監軍們更大的監督權。同時，他還親自設計作戰“陣圖”，作為“錦囊妙計”授給將帥，借以控製武官的舉動。所謂：“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製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於是將帥的一切行動都掌握在君主手中。以後，監軍的設置愈益廣泛，還出現了掛“走馬承受公事”頭銜的軍校，隨時向皇帝彙報軍中動態。在宋太宗親征北漢期間，方麵軍主帥、名將郭進便因不堪監軍田欽祚的多次淩辱，自縊而死。而此事發生後，竟無人予以追究。在第二次北伐過程中，又出現了楊業被監軍王?逼死的悲劇。蘇轍曾有“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的詩句，表達楊業之死與“畏人言”有關的看法。這裏所說的“畏人言”，其實並非真的是畏懼監軍之言，而是監軍背後的專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