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北方漢族“重視家譜的社會風氣，對嶺南的豪酋頗有影響”。欽州出土《寧贙墓誌》，隋大業五年（609）“就已本家世係刻在碑上。”又欽州出土欽州刺史《寧道務墓誌》，作於唐開元二十年（732），據此可知，“當時，許多少數民族為了充當朝廷流官和入編戶為漢民，已有杜撰宗族譜牒的現象。”欽州位於廣西南部。《寧贙墓誌》記載始遷祖，寧逵“臨淄人”，梁武帝時任定州刺史，寧讚本人於大業二年征林邑有功，隋煬帝授“開府儀同三司”。明代廣西《族譜》多以始遷祖為“青州府益都縣”人，“臨淄”縣亦在青州，賓州韋氏祖籍亦兗州鄒縣，皆相近，今山東之地。可知，《族譜》以始遷祖為青州人者，始於唐代以前。此外，最著名者乃嶺南大首領馮盎，李唐高祖創業股肱，又宦官高力士乃其曾孫。《舊唐書》卷109本傳雲：“馮盎，高州良德人也。累代為本部大首領。……武德四年，盎以南越之眾降，高祖以其地為羅、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國、高羅總管，封吳國公，尋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為春州刺史，智彧東合州刺史。”而《新唐書》卷110本傳述及遠祖雲：“高州良德人也，本北燕馮弘裔孫。弘不能以國下魏，亡奔高麗，遣子（馮）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弘已滅，業留番禺，至孫融，事梁為羅州刺史。子寶，聘越大姓洗氏女為妻，遂為首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詳記世家，蓋出於《族譜》或墓誌等。今查張說《贈潘州刺史馮君（君衛，盎之孫）墓誌銘》《贈廣州大都督馮府君（君衡，盎之孫）神道碑銘》、潘炎《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內侍監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高公（力士，君衡之子）神道碑》《高公墓誌銘》，其世家“畢萬苗裔，邑於馮城，因以為氏”，畢萬乃春秋晉國人，見《左傳·閔公元年》，從周代起記述，極其詳細，不知真偽，無從稽考，而可知馮家有《宗譜》留傳，張說等據此撰文無疑。
綜合所考，提出假說：北宋朝據當地韋氏一族傳說以韋厥為“誅蠻有功”，追封建廟於賓州上林縣城外，皆出於王朝“以夷治夷”之羈縻策，時期恐在儂智高亂之後。韋氏《宋傳韋厥》及《韋公厥智誠峒序》蓋成於此間。韋厥非曆史人物，亦非韋敬辨之父，然宋朝為推進羈縻之策而需“誅蠻有功”者，因此利用或承認當地氏族之傳說或《宗譜》之類。上林縣土語“韋厥”謂“老牛”，即韋族長老或韋族祖先。當地韋氏族以農為業，崇拜水牛，早成為始祖英雄傳說，以“老牛”韋厥為始祖，其實，韋厥本非人，乃部族圖騰，易於人格化，遂據《韋敬辨智城碑》而改編為《宋傳韋厥》：如改“廖州刺史韋敬辨”為“韋厥”，“智城”改為“智誠峒”，又改“庭樹暌陰”為“變生肘腋”，刪去“蓄刃兼年，推鋒盈紀”、“恩逾魯衛，意洽金蘭”，抹殺其嫡庶兄弟之間曾有失和交兵等出醜史實，遂得韋厥之事跡及其形象，編出《韋公厥智誠峒序》。又，韋氏部族本為嶺南少數民族，雖以“韋厥”為始祖，而與中原漢族無關，故再冒稱“漢韋玄成之後”，遂得為漢人始遷祖，掩遮蠻夷出身。如此，北宋賓州韋氏自作《宗譜》。總之，由於宋朝與韋氏雙方之要求相合而出現了部族英雄人物“韋厥”及其傳記《宋傳韋厥》《韋公厥智誠峒序》。
四 羈縻州“廖州”、“鶼州”與韋敬辨一族之遷徙
《智城碑》題為“廖州大首領……廖州刺史韋敬辨智城”，無虞縣令韋敬一作於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刻在今上林縣覃排鄉愛長村石儉屯後智城山腳岩下。《大宅頌》題為“澄州無虞縣清泰鄉都萬裏六合堅固大宅”，嶺南大首領鶼州都雲縣令韋敬辨作於高宗永淳元年（682），刻在今上林縣澄泰鄉洋渡村石牛山腰岩洞內。二碑載三地名：“廖州無虞縣”、“澄州無虞縣”、“鶼州都雲縣”。澄州、無虞縣見史書，廖州則不見，鶼州有載而其地未詳，至今議論紛紛。
1.唐代“澄州”與“無虞縣”之所在地
唐代澄州治所在上林縣，見兩《唐書》等史書。唐代上林縣治所在何處，新編《上林縣誌》（1989年）“澄泰鄉”條（頁56）雲：“唐初，上林縣治先設於本鄉古城村。本鄉古為清泰鄉。”今查新編《縣誌》（頁37）所載沿革，澄泰鄉澄泰村民委員會轄村確有“內古城、外古城”。稍後，雷堅《廣西建置沿革考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林縣”條（頁38）雲：“唐武德四年（621）析嶺方置。治所原在今上林縣治東澄泰鄉古城村，明萬曆年間徙今上林縣治大豐鎮。”又“澄州”條（頁245）雲：“治所在今上林縣治東澄泰鄉古城村。”《考錄》注雲：“據新編《上林縣誌》記載，上林縣以設在上林洞口得名。”得名之說始見《元和郡縣圖誌》。可知《考錄》參考新編《縣誌》，上林縣建置之說蓋出於新編《縣誌》。然而新編《縣誌》（頁6）以為洪武三十一年（1398）“於今大豐鎮築土垣為縣治”，比萬曆年間（1573—1620）早二百年。《明史》卷45《地理誌》“賓州上林縣”條雲：“西北有三裏營，南丹衛在焉。衛舊在南丹州，……萬曆八年徙於此。”《考錄》之說不知是否據此。此外，小組《注釋》別提一說，雲：“州治在今大豐或澄泰圩底，待考。”極其謹慎。澄泰鄉圩底村在古城村稍東。至於無虞縣治地，其說亦分歧，如《考錄》以為“無虞縣治所在今上林縣東白圩鎮高長村公所一帶”（頁45），而《注釋》據民國《縣誌》認為在今澄泰鄉下江村江那莊附近，經實地考察雲：“在莊東尚可見城牆倒坍形成的小坡地和護城河。”下江村位於圩底東北，洋渡村之南，而遺址年代未詳。
總之，唐澄州上林縣治所在地有三說：（A）在今澄泰鄉澄泰村轄古城村，位於今上林縣城東7.5公裏；（B）在今澄泰鄉圩底村，距縣城約9公裏；（C）在今縣城大豐鎮。筆者以為（C）說為近。唐澄州無虞縣治在何處，亦有二說：（A）在今白圩鎮高長村，距縣城約20公裏；（B）在今澄泰鄉下江村，距縣城約10公裏。筆者支持（A）說。理由如下：
其一，唐“澄州無虞縣清泰鄉”即今“澄泰鄉”：《大宅頌》題為“澄州無虞縣清泰鄉”，刻在今澄泰鄉北部洋渡村。據新編《縣誌》，澄泰鄉古名清泰鄉。“澄”與“清”字義相通。又此間今有“清水河”，古名蓋“澄江”。《明史》卷45《地理誌》上林縣條雲：“西有大明山，澄江出焉，亦名南江，東合北江。”唐清泰鄉即今澄泰鄉，屬無虞縣，則唐上林縣治應不“在今澄泰鄉古城村”。
其二，唐代無虞縣治在上林縣治東北三十六裏：《元和郡縣圖誌》卷38“澄州”下雲：“上林縣：下。郭下。……在上林洞口，因以為名。都灃水，在縣北一百步（官本作“一裏”）。無虞縣：下。西南至州三十六裏。……都灃水，在縣北一裏。”又《太平寰宇記》卷165“澄州”雲：“皇朝開寶六年（973）三並為上林一縣，屬邕州，當州複置，從本部民之所請也。……三縣廢。止戈、無虞、賀水，已上並入上林。……。廢無虞縣：在州東三十七裏。”唐無虞縣在澄州上林縣東三十七裏，殆合《元和圖誌》。假設唐上林縣治在今上林縣城，因縣城距下江村約二十裏，僅一半路，又古城村或圩底村距此不遠，故唐上林縣治應不在此間。今智城山口距澄泰村約10公裏，澄泰村距縣城約8公裏，則智城山口與縣城之間殆合“三十七裏”。
其三，無虞縣智城洞在上林縣治東四十裏：南宋《輿地紀勝》卷115《賓州》雲：“智城洞：去（上林縣）城四十裏。唐韋厥所隱之洞。一山峭壁千仞，勒碑其上。”據《元和郡縣圖誌》《太平寰宇記》，澄州上林縣治在賓州西北八十八裏，而據《元豐九域誌》《輿地紀勝》，在賓州西北七十五裏，相差十三裏，因開寶六年（973）移治於舊城北二十裏，見《輿地紀勝》，然上林縣治在唐宋之間殆無移。《明統誌》卷83《柳州府》亦雲：“智誠洞：在上林縣東四十裏。”蓋沿襲《紀勝》。據此可知，智城洞在上林縣治東約四十裏。唐無虞縣在上林縣治東三十七裏，則無虞縣治距智城洞不遠。《智城碑》刻在今上林縣覃排鄉愛長村石儉屯後智城山口，雷氏《考錄》所雲“高長村”在清水河之南，愛長村在其北，兩地相距約一裏，隔河接壤。
其四，唐無虞縣治所地北一裏有“都灃水”，漢語名“澄江”，即今清水河。澄州得名之緣由，《讀史方輿紀要》卷109《上林縣》“澄江”條下雲：“澄江在縣南二裏，源出大明山，入馬陂。唐澄州以此名。”《〔雍正〕廣西通誌》卷17《山川·思恩府上林縣》襲之。據史載，貞觀八年改南方州名澄州，則當時當有“澄江”之名。《智城碑》雲：“澄江東逝，波開濯錦之花；林麓西屯，條結成帷之葉。”此“澄江”即《紀要》所雲“澄江”。“澄江東逝”之澄江即今清水河。《元和圖誌》雲：“無虞縣：……都灃水，在縣北一裏。”今按水係，“都灃水”即澄江無疑。此間地名“都～”者居多，“都婪水”在賓州領方縣，“都泥江”在上林縣北，又有“都傍水”在上林縣南。呼“都～”者蓋即當地土語。《元和圖誌》“澄州賀水縣”條雲：“賀江水，一名都泥江。”“泥”謂渾濁，如《〔萬曆〕賓州誌》卷2“都泥江：縣北二裏，即渾水江。”即今紅水河，因渾濁故又稱紅水。“都灃水”謂“澄江”，即今清水江。
其五，智城洞與上林縣治之間距離，至清有二說：陳壽祺《碑考》雲：“智城洞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縣東五十裏。”陸增祥《金石》雲：“在上林東五十裏下無〔虞〕二團寨賈村之三畔嶺下。”比《輿地紀勝》“上林縣東四十裏”相差十裏，恐由時代之異。此外，丁紹基《求是》雲：《碑》“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縣東二十裏。”征引雲：“今《廣西通誌》‘智城洞在思恩府上林縣東二十裏’。王象之《輿地碑目》‘去賓州四十裏’之說亦合。”此說不合，所引有誤。今檢《輿地紀勝》“碑目”門，作“去縣四十裏”，“景物”門亦作“去城四十裏”，此“縣”及“城”當指賓州上林縣城。又查《〔嘉慶〕廣西通誌》卷100《山川略》，“上林縣”下雲：“智城洞：縣東二十二裏。”此引自《一統誌》，今《清統誌》亦作“縣東二十裏”。《求是》“上林縣東二十裏”之說蓋出於《清統誌》，“二”疑“四”或“五”之訛。其實，《清統誌》不誤，蓋據明代建置。黃佐《〔嘉靖〕廣西通誌》卷13《山川·上林縣》雲：“智誠峒：在縣東二十裏。”同文見《〔萬曆〕賓州誌》卷2“智城峒”條、《〔萬曆〕廣西通誌》卷4“智城峒”條、《讀史方輿紀要》卷109《上林縣》“高眼山”條下、《〔康熙〕廣西輿圖》卷7《上林縣圖說》“智城峒”條、《〔雍正〕廣西通誌》卷17“智城峒”條。未詳“二”即“四”之訛字與否，或明代嘉靖年以前上林縣治遷移。
《輿地紀勝》《明統誌》（天順五年1461）皆作“縣東四十裏”，而黃佐《〔嘉靖〕通誌》（嘉靖四年1525）、《〔萬曆〕賓州誌》《讀史方輿紀要》《〔嘉慶〕通誌》等皆作“縣東二十裏”，則移治似在此間。即令如此，按距離，亦非由今“澄泰鄉古城村”移於“今上林縣治大豐鎮”者，而與此相反，原在今縣治大豐鎮，後移於今澄泰鄉古城村。“縣東四十裏”之說又近《元和圖誌》“無虞縣：西南至州三十六裏”。唐時澄州治所在上林縣，當在今縣治大豐鎮附近。大豐鎮西北有西燕鄉、鎮圩鄉，據新編《縣誌》“建國前行政設置”（頁30），“原上林鄉”、“舊為上林鄉”，此“上林鄉”疑在唐上林縣境內。
唐時無虞縣境在今洋渡村以及愛長村一帶已審。《智城碑》在今上林縣城東約四十裏，今屬“覃排鄉”，西與“澄泰鄉”接壤。《大宅頌》題有“澄州無虞縣清泰鄉”等字，當指所刻之地，今屬“澄泰鄉”。新編《縣誌》“建國前行政設置”（頁30）認為“澄泰鄉，即古清泰鄉”。“澄泰”之名與“澄州清泰鄉”相似。“澄”、“清”義通。今地名“澄泰”，蓋源於唐名。則澄州無虞縣澄泰鄉當在今澄泰鄉一帶。又據新編《縣誌》“建國前行政設置”、“縣城、鄉鎮”（頁51），澄泰鄉東有百圩鎮為“古下無虞鄉”，北有三裏鎮為“古無虞縣地”，再北有喬賢鄉為“原上無虞鄉”，“唐代屬賀水縣地，清屬上無虞一裏。”今澄泰鄉東及其北之地，原在無虞鄉境，蓋即唐無虞縣。
總之，唐代澄州無虞縣治當在智城洞之南，即今覃排鄉愛長村白圩鎮高長村附近，據《元和圖誌》，在今清水河南一裏；澄州治在上林縣，當在今上林縣城附近，今澄泰鄉在其中間，唐時屬於澄州無虞縣清澄鄉。新編《縣誌》“唐初，上林縣治先設於本鄉（澄泰鄉）古城村”之說必誤。古城村，若唐時為縣治，則此非上林縣，無虞縣治曾在此地，當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置廖州後，移於今高長村附近。
2.正州“澄州”與羈縻州“廖州”
《智城碑》題為“廖州大首領……撿挍廖州刺史韋敬辨智城碑”，序中亦有“智城山者，廖州之名山也”之語，唐時此山一帶屬“廖州”無疑，而《通典》兩《唐書》《太平寰宇記》《武經總要》《元豐九域誌》《輿地廣記》《玉海》《輿地紀勝》等唐宋史書以及明清方誌皆無載“廖州”。又《韋敬辨智城碑》落款為“無虞縣令韋敬一製”，別有“韋敬辯製”《澄州無虞縣清泰鄉都萬裏六合堅固大宅頌》，刻在今上林縣澄泰鄉洋渡村石牛山聖書廟岩洞內，則唐時此地當在“澄州無虞縣”之境亦無疑。《大宅頌》在《智城碑》西北約5公裏，而一曰“廖州無虞縣”，一曰“澄州無虞縣”，縣名相同，地、時亦相近，然一屬澄州（永淳元年682），一屬廖州（萬歲通天二年697），州名不同，當如何解釋。據我所知，共有三說：（A）析置說：陳壽祺《碑考》雲：“豈偽周複析澄州置廖州，而史失之耶。”（B）新置說：陸增祥《金石》以廖州為嶺南羈縻州之一，雲：“羈縻州之隸嶺南者九十有二，而見於《地誌》者僅七十四餘，俱失名，廖州殆其一也。”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邕州都督府管下諸州》據《智城碑》補《廖州》雲：“上林縣在唐為澄州治所，廖州當為澄州境內之羈縻州，屬邕州管轄。”（頁229）。無虞縣屬澄州，後屬廖州，非新開之地。廖州所領，尚有新開納土之地與否，未提。惟有無虞縣，則同於（A）說。（C）改名說：丁紹基《求是》雲：“澄州至則天時又改名廖州，《史誌》不載。”徐衡紳《﹝光緒﹞上林縣誌》雲：“無虞縣唐時實隸澄州，是無虞本澄州之屬縣，則廖州即澄州之改名已無可疑。”筆者支持（A）、（B），而二說未得準確。
其一，析澄州無虞縣置羈縻“廖州”：
《智城碑》題作“廖州大首領……廖州刺史韋敬辨”。《通典》卷187《邊防·南蠻上·序略》雲：“大唐貞觀以後，置羈縻州領之。”《新唐書》卷43《地理誌·羈縻州》雲：“唐興，初未暇於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大宅頌》題作“嶺南大首領鶼州都雲縣令……韋敬辯”。“辯”音同“辨”。韋敬辨自稱嶺南大首領，又以廖州大首領任廖州刺史，廖州為羈縻州已無可疑。
若改澄州為廖州，則州治應由上林縣移於無虞縣智城。據史載，貞觀八年（634）改南方州為澄州，領無虞、上林、止戈、賀水四縣，而《智城碑》僅述智城山及其周圍，未及四縣，似省析無虞縣而新置廖州，如《唐會要》卷73《安南都護府》雲：“開成三年（838），安南都護馬植奏：‘當管羈縻州首領，……臣自到鎮以來，曉以逆順。今諸首領願納賦稅，其武陸縣請升為州，以首領為刺史。’”若羈縻州中有一縣首領歸順以納稅，則可析其縣升為州。
開元年間仍有澄州，《福州刺史管府君（元惠）神道碑》雲：“開元十五年（727），……前守（邕州刺史）李禕之誣澄州刺史韋守盈反，劾禕之不道，獲贓賄萬計，明守盈不叛，免子弟千餘。”韋守盈曾為澄州刺史，有子弟千餘，蓋即廖州刺史韋敬辨之後或其旁係。韋氏世襲刺史，若為後裔，則似至武周朝以澄州改為廖州，後複為澄州。然而據史載，唐澄州置治於上林縣，據《智城碑》，廖州治所在無虞縣智城山。又據《通典》卷187《州郡》“澄州”條，天寶末（756）仍有澄州領無虞縣，治所在上林縣，可知廖州已廢，複入澄州。何時廢廖州，蓋在開元十五年（727）以前。若是，則景雲二年（711）邕州一帶“州界平定”（後文詳考），是否在此時，或神龍元年（705）中宗即位，遂改武周新製而複李唐舊製，則疑在神龍元年，暫不得確定，而據此推測，置州時間最短約十年，最久亦未達半百年。
若為正州而改名，則史書應有記載，而羈縻州則未必全載。陳氏《碑考》雲：“豈偽周複析澄州置廖州，而史失之耶。當時改新豐為慶山，汜水為廣武，置萊川州於黎州，都督府州邑之建易多矣，於廖州乎何疑。”今略補一二：“廖州”之名為何不見於曆代史書，因置州時間短暫，又羈縻州之改名及其置廢例繁多，故史官嫌煩，未盡記載，如《新唐書·羈縻州》雲：“今錄招降開置之目，以見其盛。其後或臣或叛，經製不一，不能詳見。……隸嶺南者，為州九十二。”嶺南“隸桂州都督府”者七，“隸邕州都督府”者二十六，“隸安南都督府”者四十一，共七十四州皆載其名，惟“隸峰州都督府”者十八無載州名，注雲：“貞元七年（791）領州名逸。”而據《寰宇記》卷166《邕州》“管羈縻州”條，唐代邕管羈縻州尚有渡州、婪鳳州、鶼州，《新唐書·羈縻州》所謂“隸嶺南者為州九十二”皆不見。今據上林縣石刻可以彌補史書之遺漏。
順便一提廖州得名緣由。《碑考》舉例考證雲：“唐以前廖氏之族繁盛於茲土可知，……其地與桂、柳鄰，故廖氏得聚族於斯矣。”嶺南姓“廖”居多，亦似壯瑤語，語音與“僚”、“老”、“勞”相近，壯語謂大，一說謂我們。
其二，新置廖州之曆史背景：
《大宅頌》作於高宗永淳元年（682），稱“澄州”，《智城碑》作於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稱“廖州”，時代不同，相距十五年。《智城碑》為紀念韋敬辨創建智城而撰，故序雲：“韋使君……往以蕭牆起釁，庭樹暌陰；蓄刃兼年，推鋒盈紀。遂乃處茲險奧，爰創州廬，烈位頒曹，砥平繩直。”可見韋敬辨為廖州刺史後不久立碑。廖州之始建，當在此時。據《大宅頌》，韋敬辨隱於澄州無虞縣大宅，後為廖州刺史，並創智城，此間十五年，殆合“蓄刃兼年，推鋒盈紀”。
何以置廖州，因“蕭牆起釁，庭樹暌陰”。韋敬辨兄弟失和交兵，遂省析澄州無虞縣置州，乃得和解。韋敬辨為廖州刺史，韋敬一為其州無虞縣令，除此二人外，包括庶出在內，當有不少兄弟。兄弟對立，是否由於其父之死。此屬內部原因，尚有外在因素可考。
據《元和郡縣圖誌》卷38，乾封二年（667）於邕州置都督府，“後為夷獠所陷，移府於貴州”，至“景雲二年（711），州界平定”，複置都督府。“貴州”位於邕州之東，即今鬱林市。由此得知，邕管一帶在高宗乾封二年後至睿宗景雲二年“為夷獠所陷”，如垂拱三年（687）“交趾人李嗣仙殺安南都護劉延祐，據交州，桂州司馬曹玄靜敗之。”延載元年（694）“嶺南獠寇邊，容州都督張玄遇為桂、永等州經略大使。”見《新唐書》卷4《則天皇後紀》。韋敬辨兄弟對立在高宗永淳元年（682）至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之間。與此同時，於嶺南西南部頻置羈縻州，如據《輿地紀勝》卷112《柳州》，有“羈縻州二”歸化州、思順州，儀鳳二年、三年（678）土戶首領先後上奏乞置州額。歸化州、思順州皆位於澄州之北。嶺南羈縻州尚有思剛州、紆州、芝州，皆在澄州東北接壤。思剛州、紆州見《新唐書》卷43下《地理誌·羈縻州》，芝州雖見卷43上《地理誌》、《通典》卷184《州郡》，而《輿地廣記》卷37“忻城縣”條雲：“唐置，及立芝州，治此，後為羈縻州。皇朝慶曆三年廢州。”未詳何時始置，恐亦在乾封二年至景雲二年之間（711）。此外，據卷43《地理誌·羈縻州》，武周朝開洞置州亦多，如“隸瀘州都督府”十餘州，隸黔州都督府寶州亦在“萬歲通天二年（697）以昆明夷內附置”，皆出於武周政策。廖州始置於武周萬歲通天二年，正在此間。武周朝以“以夷治夷”之羈縻州政策壓製“為夷獠所陷”之動亂。如此趨勢蓋引起韋氏部族內爭奪位，兄弟反目交兵，而韋敬辨則歸順武周新朝，竟得置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