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中日民間外交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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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眾一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屆40年。進入不惑之年可以思考的問題很多。
在中國的周邊外交格局中，日本既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鄰國。而中日之間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除政府層麵國家利益的博弈之外，民間層麵的情緒也發揮著重要的民意作用，對政府決策導向產生影響。
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日本民間組織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84%的日本人對中國持不好印象，達到200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同樣，據中國權威機構調查，65%的中國人對日本也持不好印象。兩國的互信，特別是兩國人民之間互信的重建，成為今天民間外交和對日傳播不容回避的課題。
比起今天的困境，當年邦交正常化的時代背景更加複雜，國際環境也要艱難得多。單單是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就非常巨大，實質性的互利互惠還遠遠談不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除了當時中日兩國政治家的睿智果斷之外，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此之前有長達20年以上基礎深厚、範圍廣泛的民間交往。中日邦交從無到有的過程，是那個時代人民外交的重要成果。人民之間的好感與互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
今天，我們強調公共外交，仍然是要注重人的工作。現在交流的渠道暢通，大國外交、高層峰會、各種各樣的大型活動不勝枚舉。但不應忘記，越是關係平常化，日常性的工作，針對普通人的工作越應該加強而不是削弱。
從“正常化”走向“平常化”，改進兩國關係特別是影響國家關係的民意基礎，今後四個方麵尤為重要，那就是草根交流、青少年交流、地方交流、文化交流。
草根交流是民間交流傳統的延續，是人民外交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不斷擴展的結果。包括NGO、個人、網民在內的交流，給民間交流的創新提出了新課題。這是時代進步的重要表現。
青少年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直接關乎中日世代友好。結合時代的變化，青少年交流也亟待創新，兩國都應該有意識地加強對青少年的文明史教育、近現代史教育、國際主義意識教育。
地方交流也是中日交流的優良傳統，友好省縣和友好城市之多在其他國家之間尚不多見。近來，伴隨著地方協作機會的增加以及旅遊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地方交流出現了新一輪高峰。在此過程中，除了經濟上的互利互惠，還應該加大深層次、高品位的文化魅力開發的努力。地方政治家應該承擔起這樣的曆史責任，而不是起相反的作用。
支撐跨階層、跨世代、廣地域交流的重要的無形資源，就是文化。文化交流的特別意義也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凸顯出來。在市場化不斷推進的今天，文化活動當然離不開經濟的支持，在互利互惠過程中得到實惠的兩國企業應該有長遠眼光，以貢獻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支持文化事業和文化交流，而不僅僅是利用文化。真正有品位的文化如果能夠在交流過程中實現跨地區發展，則東亞地區的整體文化複興也就大有希望，這將為民間互信的改善夯實認同的基礎。
我們的對日傳播在主攻方向上應該在上述四個方麵認真地謀篇布局，製定好戰略，以應對網絡時代民粹主義喧囂背景下的新情況，針對對象國受眾解疑釋惑。
日本最近20年經曆了戰後曆史上最漫長的相對停滯期，對中國的心態波動在普通民眾層麵非常普遍；東日本大地震災後重建帶來的壓力進一步加深了彌漫在社會上的沮喪心理，特別是老齡化和少子化的趨勢導致了對未來的悲觀看法；而日本的各類媒體對中國的發展介紹的並不全麵，充滿敵意或偏見的報道經常見諸報端或電視；網絡上歇斯底裏的民族主義喧囂以及現實中某些政客喪心病狂之舉，在毒化中日關係方麵明顯地收到了某些“成效”。日本的這種絕望的、破罐破摔的病態民族主義情緒必須調整，否則，最終受傷害的還是日本人民。